偽造“總理遺言”的傳播

    在1976年2月10日晚上，天依舊寒冷，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兒家聚會。蛐蛐兒在昏黃的燈光下，拿出了兩張薄薄的紙。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總理遺言”。當時在場的袁中偉、阿斗、晨光，看了以后沒有一個人懷疑，在議論了一番，大家都猜測的挺像之后，全都埋頭抄寫起來。

    在場抄錄這份“總理遺言”的人，無一例外地都將這份抄錄的“總理遺言”拿給周圍的親人、朋友、同學看了，而每一個看的人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就抄，袁敏也是在這個時候從哥哥手里看到“總理遺言”的，她看了以后，依然埋頭就抄。她當時甚至還把它背了下來。沒有一個人問及這份“總理遺言”的來源，也沒有一個人對這份“總理遺言”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而每一個抄錄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傳給他們周圍的人。

    就這樣，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23歲小工人之手的所謂“總理遺言”，卻冠以周恩來的名字在短短的時間內像滾雪球一樣迅速地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

    從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社會動蕩了十年。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燙巖漿，隨時都將噴涌而出。蛐蛐兒杜撰“總理遺言”，恰恰迎合了廣大人民心里想說沒能說的話，應了人民的心里渴望，人民更加懷念周總理，希望鄧小平能在危難之際為國擔大任。

    再說，在那特定的、封閉的歷史環境下，人們讀到“總理遺言”，尤其是最后“骨灰不要保存，撒掉。”無不潸然淚下。“撒掉”，意味著什么？總理一生清貧，沒有子女，死后骨灰都不保存，要撒掉，他在擔心什么，擔心政局不穩定啊！

    蛐蛐兒杜撰“總理遺言”的初衷，是希望“總理遺言”流傳的，讓人們知道他想說的話。但他沒有預示到流傳這么快，這么廣，影響那么大，直至國外130多家電臺輪番播送。這不僅是中央始料不及，也是李君旭沒有想到的。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電話通知，通知中說“所謂總理遺言完全是反革命謠言，必須劈謠，并追查謠言制造者”，緊接著，公安部根據中央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局發出1976（12）號文件《關于認真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的反革命謠言的通知》，張春橋說，兒子背后有老子，司機背后有首長，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后的策劃者揪出來！于是，全國范圍的大追查、大搜捕開始了。

    大逮捕開始了

    李君旭被抓，袁中偉被抓，公安部門認為“瓜子的腦袋，蛐蛐兒的筆”，偽造“總理遺言”的兩個主要人物到案了，應該收網了。

    袁中偉的父親袁嘯吟，家住杭州市菩提寺路蕙宜村1號。袁嘯吟和董靜芝是抗日戰爭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夫妻倆的結合是黨組織派他們以“夫妻”到敵占區從事情報工作，開始認識、相戀，經組織批準成為真正夫妻的。袁嘯吟曾因在抗日戰爭中被日本鬼子無端扣押27天，雖然他想方設法逃脫了敵人的魔掌，然而卻苦于無人證明的緣故，所以，在建國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受到沖擊與審查，成了女兒說的“老運動員”。文革中，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受到抄家、批判，而后靠邊站。董靜芝，早在戰爭歲月就已經背叛自己的富有家庭，積極參加了革命。而且，因為受自己出身問題的影響，在建國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母親也曾經多次經受苦難的折磨。

    1976年5月26日下午，袁嘯吟和董靜芝及女兒袁敏在家。女兒正要去上班時，突然來了兩個人，說是組織部要找袁嘯吟談話，并出示了介紹信，袁嘯吟自然沒有介意，就起身相隨，但來者見袁嘯吟只穿了一件圓領汗衫，便和氣地說：“袁老，你還是帶一件外衣吧”，這話卻引起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董靜芝的警覺，袁嘯吟剛跟兩位來者出門，她便跟女兒說：“你爸可能有事……”，袁敏對媽媽說：“組織部的找爸爸談話，能有什么事？媽媽不要多疑……”

    但袁敏錯了，還是董靜芝銳敏的思維，判斷準確。

    袁嘯吟并沒有被來人帶到組織部，而是公安局。兩個不認識的公安人員對他開始了詢問。

    “你看到過‘總理遺言'嗎？”

    “看到過。”袁嘯吟回答。

    “是從哪里來的？”

    “是兒子從社會上得來，我從兒子處得到的。”

    ……

    當天，袁嘯吟被關進看守所。

    其實，袁嘯吟的兒子袁中偉， 5月9日已經在上海的姨媽家被捕了，押回杭州關在小車橋監獄。沒過幾天，公安人員的突然到袁嘯吟住處抄家，就是因袁中偉被捕，當然，對抄家見慣不驚的袁嘯吟和家人都不知道，自以為是造反派所為。

    袁嘯吟被帶走，董靜芝叫女兒趕快去上班，袁敏上班去了，隨后，在杭州煉油廠上班的大女兒袁曉燕，也下班回家了。

    袁曉燕覺得家里充滿著郁悶的氣氛，她坐在燈下，默默地陪伴著病情日益加重的媽媽。這幾天，她的家里接二連三地遭到了突如其來的打擊……

    此時，時針已經指向九點。窗外“嘩嘩”地下起大雨來了，屋內燈光暗淡，寂靜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