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遺言”涉案人員今何在

    反觀、回溯當事人30年來的人生經歷，了解“總理遺言”案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他們的人生道路又因此發生了哪些變化，從中不難深刻感受到時代的變遷。“總理遺言”案的所有涉案人員在出獄后，人生道路都因此有了程度或深或淺的改變。

    對于公安部門認為“總理遺言”案的兩位“主犯”李君旭和袁中偉，一位當年曾作為“摻沙子”進入“總理遺言”專案組的老公安說，專案組成員在追查“總理遺言”的過程中仔細閱讀了抄家查獲的袁中偉和李君旭的一些筆記、日記、來往信件，以及綜合各方面的調查、審訊后覺得，李君旭的文章、詩歌文采斐然，很有才華，但政治上不太老練；而袁中偉文采雖然不如李君旭，但思考問題比較深刻，很有政治頭腦。專案組最后得出的結論是：“總理遺言”是“袁中偉的腦子，李君旭的筆”。

    李君旭，釋放后依然回到杭州汽輪機廠，他的工作沒有變動。李君旭則是陳同海等人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盡管陳同海并未參與制造遺言，但他也受到牽連被抓，“四人幫”垮臺后，他們都是為反“四人幫”的英雄。

    陳同海的父親陳偉達已經是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有著一層關系，李君旭不久就擔任了廠長助理、廠團委書記，上了大學。后來到了《浙江日報》文教部任副主任，又擔任了《東方青年》雜志副總編輯。八十年代初，《啊，龍》獲得全國報告文學大獎，在浙江文學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后來陸續發表《遺言震動世界》、《悼念班禪大師》、《〈編輯〉人情與競爭》、《外行書記》、《經營副廠長》等作品。

    李君旭由于有與陳同海和陳偉達的關系，當然自身也表現出從政欲望和能力，陳偉達將李君旭列入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后備人選。在這撥“總理遺言”案受牽連的熱血青年中，除陳同海有省委書記的老子不說了之外，李君旭是不但事業有成，前途一片光明，而且又有漂亮的妻子，幸福的家庭，真是讓杭州人羨慕不已。

    但是，李君旭這頭頂“反‘四人幫'英雄”桂冠，在這鋪滿鮮花的仕途上及將跨入更高“政治明星”序列之際，透支的身體，再也撐不住，他倒下了。

    李君旭是“總理遺言”的偽造者，這個國家級特大政治案的首犯，張春橋要的不是只要李君旭承認自己是“總理遺言”的偽造者就僅此而已，他要的是李君旭說出他背后比袁嘯吟還要級別更高的后臺，李君旭在哪里去找呀？事實上就沒有。可公安部要給張春橋交差，北京特殊監獄中的審訊就可想而知：要他交出后臺，沒有，無情高壓審訊，挨打受罵，家常便飯，腦子受損，無情的精神和肉體折磨，精神完全崩潰，靠超量的安眠酮來強制睡眠，成癮中毒，出獄后依然要長期大量服用，盡管身體不行，也要強行硬撐，才使事業猶如春風，他是一個十分愛臉面的人，一心上進，不愿公開治療，妻子兩度懷孕，都怕因他中毒影響孩子，而引產。據說是在獄中被打壞了腦子，父母、哥哥都是杭州著名的醫學專家，開顱治療，都覺得已經為時已晚。

    李君旭徹底倒下了，毛發脫落，已是禿頭，神情呆滯，語無倫次，已經在病榻上度過了20多年，父母走了，問他他不知道，美麗的妻子也早已離他而去，現在只有福利院的特護護工陪伴，終日蝸居在斗室之中消磨殘生……。

    現在，唯有“總理遺言”的炮制者李君旭和傳抄者袁中偉，長達幾十年的夾纏更緊，也許就像是一種宿命。袁中偉曾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倆命中注定有個死扣難解難分”。從袁中偉被拖進“總理遺言”大案起，無論李君旭怎樣沉沉浮浮，只有袁中偉對他一如既往，永遠不變。

    李君旭生命意義的悲劇性就被深刻地凸現了出來。這種悲劇性既隱含著生命在宏大歷史面前的低微、無助，又折射出脆弱的生命個體無法跨越自身精神囹圄的悲哀。他到最后都沒有坦然地面對自己的一生，終究也沒有說出“結果清清楚楚，過程模模糊糊”的“總理遺言”案的一些關鍵性的真相。人性如此復雜，最終也使本來就糾結不清的歷史更加迷霧重重。也許歷史終歸成為遙遠而虛妄的記憶，而苦難歷史中那些許美好人性的呈現和勃發的生命強力卻仍然能讓我們為之震撼，這是對歷史中不斷被異化和扭曲的人性的一種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