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我仰慕北大名師云集、學者薈萃，不遠千里報考了經濟系。當時北大文法學院就設在紅樓一帶的“沙灘大院”。“沙灘”地名的由來，一般認為是因永定河改道后，留下一片沙灘而得名。從元代建大都起，歷經明、清兩代，此地都屬于皇城范圍。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在景山東街四公主府（解放后曾作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址）興建了“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在八國聯軍入侵時被毀。1902年復校，增設了一些學科，在東邊“漢花園松公府”撥地給大學堂增建校舍。1916年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在“松公府”南端動工興建了紅樓，初步形成了“沙灘大院”的格局。1930年蔣夢麟任北大校長時又買下了“沙灘大院”的大操場和“松公府”剩下的府邸，整個“沙灘大院”都成了北大校區。

    剛到北大，覺得“沙灘大院”除了紅樓以外，沒有什么莊嚴堂皇的校舍。后來聽人介紹，才知道像圖書館、地質館、灰樓，都是聘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精心設計的。這些建筑，雖然不是雄偉的高樓大廈，但建筑設計都出自名家之手，是我國最早引進西方建筑設計思想的優秀作品，在近代中國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地質館和灰樓平面、立面都采取不對稱式設計，外形隨建筑的功能要求而變化，總體造型簡潔明快。灰樓是女生宿舍，由三座呈90度角的樓體組成“凹”字形。全樓八個門內，樓梯的平面設計各不相同。林徽因甚至考慮到女生的手比較纖細，特意將樓梯扶手設計得格外小巧玲瓏。她還覺得原來灰樓的整體設計都是三層，顯得有些呆板，建議在西半邊加了半層，使得整體更協調。這樣在沙灘廣場上遠眺灰樓，猶如海洋中的一艘船艦，減輕了樓前的荒漠感。難怪梁先生一直十分贊佩他夫人，說在他們共同設計的一些杰作中，一些點睛之筆都出于林先生的構思。

    當時，文法學院一年級新生都在宣武門附近的北大四院（現新華社社址）上課和住宿。經濟系主任趙乃摶兼任“四院”主任。他當時剛50歲，常年一襲長袍，縷縷銀髯飄拂在胸前，氣度不凡，雍容儒雅，顯出典型的學者風范。他親自講授經濟系一年級的主課《經濟學》。第一堂課在講課前，先在黑板上寫下蘇軾的《題西林壁》，意思是讓大家學習經濟學要抱著客觀的態度。他一口吳儂軟語，娓娓而談，十分動聽。他教學認真嚴格，規定本系同學《經濟學》期終考試成績，必須達到七十分才算及格，否則不能升級。平時上課他從不點名，但考試時十分嚴格。專門在“四院”禮堂舉行。同學之間不能挨著坐，兩人之間要空出幾個位子，嚴禁抄襲作弊。大一的其他課程也大多是教授級的名師講課，如王利器教國文（包括課文和作文），金岳霖教邏輯學，芮沐講法學概論，俞大縝教英語等。

    趙先生1922年從北大畢業后，即考取留美官費生。1929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后，一直在北大任教，長期擔任系主任。抗戰初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先遷長沙，成立臨時聯合大學，后又分幾路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大。他被推選為部分中老年教授組成的旅行團團長，經廣西轉越南，再乘火車到昆明，沿路事務繁多，順利完成了任務。解放后，他致力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治學嚴謹，鍥而不舍，凝聚畢生心血編成曠世巨著《經濟思想史料專輯》五卷。1981年5月27日，北大為他舉辦從事學術活動56周年（在北大任教50周年）慶祝大會，與會者大多是曾受過他教誨的，濟濟一堂，其中有不少白發蒼蒼的老者，真是桃李滿天下。早在抗戰前，他和同為留美歸來的師母駱涵素，在北平曾為當時備考大學的一些考生，義務進行“家教”，其中包括后來成為著名科學家的錢學森和曾任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等。他輔導中、英文；師母輔導數理化。那天錢學森、鄧力群等都到會發言，向他祝賀，感謝當年他們夫婦辛勤的輔導。

    1951年我畢業前夕，得到系秘書的通知，經系務會議討論決定，當年系里留我當助教。我一時喜不自禁，對未來充滿著憧憬。當時已宣布國內經濟學界巨擘馬寅初將出任北大校長。我猜想北大經濟系從此將會有更大發展，師資陣容將更加強大，能躋身教師隊伍，在眾多名師指導下學習、工作，必將大有進步。不料事與愿違，不久系里又通知我，因教育部規定，當年文法學院一律不留助教，我改分配到教育部當秘書。我與助教失之交臂，不免有些遺憾，依依不舍地惜別了“沙灘大院”和眾多師長。我理解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各級政府部門急需干部，也就愉快地服從分配，決心盡自己的努力，去做好那用非所學的工作。

    冷清的北大五十周年校慶

    大院中的“紅樓”，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北京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從1920年至1949年，北大在各個時期一直都有中共地下黨的基層組織，先后發展了1200多位黨員。“紅樓”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發祥地。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后，提出“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廣羅人才，充實師資。一時校內人文薈萃、百家爭鳴，學術研究的風氣濃厚。他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劉半農等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著名人物到北大任教，出版發行了一大批倡導新文化的進步書刊，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和根據地。他還在北大開放女禁，允許男女同校，逐步完成北大向近代高等學府的轉變，使北大在全國教育界、思想界、學術界享有盛譽。

    飽經百年滄桑的紅樓，在北平淪陷期間，也曾有一段悲慘的血淚史。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北平即淪陷。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北平淪陷后，華北偽政府籌建了以錢稻蓀為校長的北京大學，包括文、理、法、工、農、醫六個學院。校本部和以周作人為院長的文學院設在“沙灘大院”內。“紅樓”則成為日本憲兵本部，地下室成為殘害愛國人士的拘留所。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后，連燕京大學的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學生孫道臨等，也被關押在這里，當時北平市民都不敢走近這座成了魔窟的紅樓。

    1945年9月初，在“西南聯大”尚未回北平之前，國民黨政府就派人到北平接管留在北平的各大專院校，稱這些學校的學生是“偽學生”，借口他們受了奴化教育，要經過“甄別審查”考試，合格者才能分發到指定學校學習。這種規定嚴重傷害了淪陷區學生的自尊心，侵犯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北平地下黨為此領導淪陷區大中學生，對國民黨當局經過將近一年的反甑審斗爭。

    抗戰勝利后，北大回到“沙灘大院”。1947年6月，在“沙灘大院”隆重舉行了“民主廣場”命名典禮。“沙灘大院”成為平、津學生運動的中心和堡壘，游行示威大都從這里出發。“沙灘大院”被譽為“國統區”中的“解放區”。1948年下半年，解放軍勢如破竹，國民黨當局公布設立“特刑庭”，專門拘捕、審訊所謂“危害國家”、“共匪嫌疑分子”等罪名的進步學生。8月19日，平津各報刊登了250人的黑名單，隨后又連續公布第二、三批黑名單。三批名單中，北大學生居首位。反動當局發出傳票，限時校方交出黑名單上的學生。從8月20日起，大批武裝軍警陸續闖入清華、燕京、北師大等校，逮捕了一批學生。21日清晨，在北大周圍，也增派了武裝軍警。懾于北大在國內外的影響和進步力量強大，軍警沒有貿然進入“沙灘大院”。當時北大被列入黑名單的同學已早有準備，采取各種途徑離開了學校。六天后，北大訓導長賀麟陪同幾個軍警負責人，進校“視察”，在民主廣場轉了一圈，悄悄地走了，算是完成了“視察”任務。

    1948年底，解放軍已包圍北平，正在同傅作義商談和平解放北平的協定。但被圍困的國民黨軍部隊，困獸猶斗，每當傍晚我們住在北河沿“三院”的男同學從沙灘回宿舍時，他們就連續炮擊紅樓一帶。有一次擊中馬路上的一位孕婦，母子均喪生，慘不忍睹。為了安全，“三院”的同學一度集中住到北樓二樓教室。地下黨還派了一些同學到沙灘附近的教授宿舍，夜間通宵值班巡邏，隨身帶上化學系同學自制的密封在玻璃管內的催淚瓦斯。我和另一同學被分配到剛從美國回來的歷史系教授韓壽萱家。他家十分熱情地招待我們，三餐都是他老家陜北榆林風味的美食。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慶。因胡適校長已在前一天被蔣介石用專機接走，那天在孑民堂前由湯用彤主持，召開紀念會，只有二百多位教師參加，顯得冷冷清清。我出于好奇，前去觀看。當時在場的連我只有25個學生。會后與會者集體照相時，我們幾個在前面席地而坐，留下了一張頗有紀念意義的照片。

    北大搬走大院有了新主人

    早在圍城期間，地下黨即組織同學們準備迎接解放。政治系趙寶煦老師和我的任務是復制迎接解放的宣傳畫和制作歡慶解放的大標語。我們在北樓一間教室里，閉門干了好幾天。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協定已簽署，我們幾十名學生被派到張自忠路一號迎接首批入城的解放軍。當時消息尚未公布，要求大家到達目的地前，把寫有歡迎口號的小旗幟一直卷起來，不要過分顯露喜悅的心情。大家一到解放軍駐地，立即打開并揮舞歡迎解放軍的旗幟。

    3月間，解放軍“四野”來校招收“南下工作團”成員。當時同學們革命熱情高漲，因當時校內新的教學秩序尚未建立，特別是文法學院的同學，以為舊的課程已不能適應新形勢，對在校繼續學習的前景缺乏信心，感到不如投筆從戎，為解放全中國出力。所以大家踴躍報名，我們班幾乎一半同學報了名。

    當時新政權剛建立，中央和北平市黨政部門急需干部，也不斷來校抽調學生。校領導鑒于在校學生減員過多，影響教學秩序，不得不對外單位前來抽調在校學生加以控制。黨團組織也以組織紀律，強制部分已報名“南下工作團”的黨團員留下來。

    從此以后，校方在教學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滿足同學們的合理要求。除了按教育部統一規定，開設了新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三門政治課，還經常邀請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來校作報告。此外，還聘請中央黨政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來校兼課，如薛暮橋開設《新中國經濟政策》，鄧拓講授《中國的土地問題和土改》。這些課程聯系實際，深受同學歡迎。

    1949年初，一次全校集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將校慶改為5月4日，并建議邀請毛主席參加校慶。4月18日，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籌委會正式寫信邀請，4月30日，毛主席親筆復信：“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緣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北大遷到燕京大學原址。北大工農速成中學遷入“沙灘大院”。1954年工農速成中學停辦，中直機關事務管理局接管“沙灘大院”，分配給中宣部使用。1956年，中宣部在民主廣場北端興建了五層高的辦公樓。1958年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紅旗》創刊，同在一個辦公樓內上班。

    那時中宣部主管宣傳、國際宣傳、科學、教育、文藝、出版、體育衛生、宣傳文教系統干部管理等，在部以下只設處，相當于政府部門的司局，處以下的干部都沒有職稱，統稱“工作人員”。機關內不分上下，一律不叫官銜，互稱“同志”。

    1959年6月，我接到通知，從高教部調到中宣部教育處，重返故地，百感交集，心情難以言表。回想八年前，我還在這里求學，是一名涉世未深、追求進步的學生，年輕氣盛，敢想敢干。經過八年風雨磨礪，雖顯得老練沉穩了，卻也少了不少銳氣。

    我被分配到教育處，主要是研究教育戰線學術思想和政治傾向。每天閱覽各方面相關圖書報刊，從中發現問題上送。此外，中央有關部門也經常交辦代為起草文件、社論等，限期交卷，為此加班加點是常事。當時全處連三位處長內，不足十人，下分高教、教育兩攤。我分在高教這一攤，由一位副處長分管，下屬只有兩個工作人員。

    當時中宣部部長是陸定一，大家習慣叫他定一同志，他是無錫人，上海南洋公學（交大前身）畢業，父為前清舉人，家學淵源，他對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有較深造詣，且通英文，在延安曾參與斯特朗同毛澤東談話的翻譯。陸定一為人正直、坦誠，遇事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直抒己見，既堅持原則，又勇于承認錯誤。他夫人嚴慰冰也是無錫人，出身詩書門第，曾以第一名考取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延安毛澤東有一次問陳伯達、康生、胡喬木等幾位大秀才：聽說王勃寫《滕王閣序》時很年輕，當時他到底多大？何以為證。在座的都答不上。陸定一回家問嚴慰冰，嚴說：這有何難，一說王勃是14歲時寫的，有書為證，可查《唐摭言》。事后，毛澤東見嚴時，贊賞她：想不到許多大秀才答不出的問題，你能回答。如果在古時候，你能中個女狀元。1965年，嚴慰冰一度來教育處工作，沒有宣布她的職務。一個月后，說因定一生活無人照顧，她又回中南海了。

    1960年4月，身為中央文教小組組長的陸定一，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發表了《教學必須改革》的報告，提出要“適當縮短學制，適當提高程度，適當控制學時，適當增加勞動”。他耗費大量精力抓教育工作。他還安排幾位副部長分工抓文科教材編寫、普通教育、幼兒教育等。秘書長童大林負責籌建中宣部的實驗學校。那幾年，陸定一每年主持召開兩次全國各省市文教書記會議，及時糾正各級學校出現的問題。如當時全國各級學校在開展“教育革命”中，普遍出現過組織學生參加過多勞動、背離教學的事，忽視了教師的主導作用。為此，陸定一在幾次會上，一再引用韓愈《師說》開頭的幾句話“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強調教師的作用。

    秘書長童大林在接受籌建普通教育實驗學校這一任務后，立即與東城區教育局和北師大等有關單位商定，以中宣部附近的東高房小學和九十一中學為基礎，充實了校級領導班子，選調了一批優秀教師，加強了師資力量，短短幾個月就正式成立了“北京景山學校”。為了爭取時間，創辦之初，在新校舍尚未建成前，暫時先在沙灘大院借用北樓西半邊招生、開學。

    景山學校試行中小學九年制，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外語（分英、俄、法、西班牙四個語種），還練習書法。由于學校師資水平高、教學有特色，不久就引起全國矚目。“文革”中，學校受到“四人幫”的摧殘，被誣為“閻王殿的黑試驗田”，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陳伯達還蠻橫地更改校名為“騎河樓（學校所在街名）反修學校”。1978年教育部副部長親自來為學校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