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長安街的東單至北京站口這段馬路中，融有一條已經消逝了半個多世紀的胡同，即昔日的西觀音寺胡同。1958年，因擴寬東長安街沿線馬路，該胡同及兩側房屋拆遷，其遺址變成了今日的東長安街沿線的建國門內大街寬闊的馬路及其兩側寬闊的便道。

  西觀音寺胡同東口起自現在的北京站口，西至東單大街，這條不足1公里的胡同給我留下很多難忘的記憶，融于東長安街的原街道及兩側房屋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家住在與西觀音寺胡同相鄰的南衣袍胡同，胡同南口與其相通。出南口往西大約100米，即是當時的西觀音寺小學（1958年拆遷后的遺留部分改為建國門大街小學）。我從1955年開始，在這里度過了令人難忘的六年小學時光。

  西觀音寺胡同因為胡同內有一座觀音寺而得名。我和同學從沒進過這座寺廟，只看見寺東的山門內有四大金剛泥塑像，山門門口有兩個老人擺攤賣貨，主要賣些香煙、糖果等。當時，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還是以三輪車、自行車、畜力車為主，而西觀音寺胡同又是東部諸多胡同的人們前往東單、天安門的必經之路，往來行人、車輛較多。在1958年破除迷信運動中，該寺大殿被拆，我們才看到殿內供的是千手觀音，但已被毀得支離破碎了。后來，寺的殘留部分改成一個街道工廠。

  別看這條胡同不長，但名人逸事特別多。胡同東口南側的鐵門住宅里，住的是著名中醫李輔仁先生；胡同西段北側一座大院里據說住過不少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這個大院的后門則開在該胡同北鄰的棲鳳樓胡同（如今也已消逝）。胡同內除我校外，西口南側還有一座明明小學，也是一所老學校，據說解放前只有有錢人的孩子才能在該校上學；胡同內還有幼兒園、浴池、四川擔擔面飯館等。南側還有一座大院我記不清是幾號了，每周大概是周三，院內賣加工熟的豬下水，價格非常便宜。每逢這天，幾乎整條胡同都是肉香味，附近居民提著食盒來買，買后都要點兒湯回家去煨菜吃。胡同西端南側有家浴池，也是天天客滿。

  我大概可以算這條胡同一段歷史的見證人，特別是1958年“除四害”（“四害”，即蒼蠅、麻雀、蚊子、老鼠）時，我正上小學三年級，在全北京市集中三天圍剿麻雀的戰斗中，我校也停課三天參加運動。我被分配到一座獨門獨戶的小院中，幫助他們轟麻雀。后來集中滅蠅時，我被分到四川擔擔面飯館后院打蒼蠅。由于其后院垃圾桶周圍蒼蠅特別多，使我成了滅蠅“冠軍”。大煉鋼鐵時，因據說我校曾是過去日本人開的鐵廠（這一點由我校后墻毗鄰的胡同叫鐵廠胡同似乎可以證明）舊址，于是全校師生掘地找鐵。還別說，當時真挖出鐵渣40多噸，并受到上級表揚。那陣子，我們胡同常有敲鑼打鼓、舉著彩旗和標語牌、死麻雀的報捷大軍，熱鬧得很。

  住在這條胡同的人們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50年代每年的“十一”慶祝國慶群眾游行時的熱鬧情景。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到1959年的每年國慶節，北京市都要舉行大規模的群眾游行，記得有幾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也舉行過群眾游行。如前所述，由于這條街是當時東部胡同及建國門城外的人們通往天安門廣場的主要街道，因此每逢這時大量的游行隊伍要經過這條胡同，源源不斷的人群使得這條胡同顯得非常熱鬧。而此時此刻，這條胡同的人們，也都集中在胡同里或院子里收聽擴音器里播放的游行實況錄音。

  我校的“挖鐵大捷”不久，因擴路，學校的外側部分及街兩側房屋陸續被拆，與我校所在的西觀音寺胡同相通的胡同，如火神廟、扁擔胡同、銀碗胡同等也有部分被拆。我校的保留部分不久更名為“建國門大街小學”，我繼續在這里上了三年學，直到小學畢業。令我遺憾的是很多同學都搬走了，我既為眼前展寬的大路而高興，同時又思念那些同窗三年多的學友，這種心情一直延續到小學畢業。

  西觀音寺胡同，如今不少人大概都沒聽說過它，而50歲以下的人則根本沒見過它。那時，我上學、找同學玩兒、去東單等，幾乎天天都要經過這條胡同。所以，這條胡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令人回憶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