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墻內(nèi)，翠花胡同以南、東廠胡同以北，西至太平胡同，這是一個方圓四十八畝的大院落，解放前南側(cè)的門叫東廠胡同一號、二號，東墻門叫王府大街九號，暫且就稱其為“東廠”。百余年來，這里住過不少政治、文化界的名人，也發(fā)生過不少值得記敘的事件。

    據(jù)史書記載，清初的明史館就設在“東廠”。乾隆時期，東廠胡同、翠花胡同一帶是鑲白旗滿洲官兵的駐地。到了道光、咸豐年間，“東廠”成了大學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贊禮郎，后來升至禮部侍郎、尚書，咸豐年間拜相。英法聯(lián)軍侵入時，他帶兵迎戰(zhàn)，打了敗仗，被罷官。同治年間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內(nèi)“大治屋宇，又辟園亭”，取名為“馀園”，即富貴有余之意，園內(nèi)“丘壑無多，然甚閎敞，河流甚長，樹木尤佳”。據(jù)說，北京之有摩電燈，就是從這個宅子開始的。

    清代同治年間的軍機大臣、光緒年間的兵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沈桂芬，他“清慎持躬”，“居家儉素”，自己無房，只好借住在瑞麟的府第“東廠”。

    清末光緒年間的大學士、深得慈禧信寵的直隸總督榮祿，后來擁有了“東廠”這座大宅第。

    民國初年，袁世凱任大總統(tǒng)時，為了籠絡副總統(tǒng)黎元洪，從榮祿的后人手中買下“東廠”宅邸，送給了黎元洪。當時亂事頻仍，黎元洪是個不露鋒芒、人稱“黎菩薩”的人物，在政治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樹。但他居住“東廠”期間發(fā)生過兩次“拒封”事件，還是很值得稱道的。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凱圖謀稱帝，當時黎元洪任參政院長，雖然黎是反對帝制的，卻不敢挺身而出公開反對。當袁世凱稱帝后，以封黎為“武義親王”拉攏黎元洪，但黎堅決不受。袁親筆書寫了“武義親王”的匾額，派人掛到“東廠”黎家門口，待人走后，黎立即把它摘下來扔到馬廄里。袁世凱稱帝失敗，一病而亡，黎元洪繼任大總統(tǒng)，受任儀式就是在“東廠”黎宅舉行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勛搞復辟，擁戴溥儀登基，派人見黎元洪，要封他為“一等公爵”，黎也不受，并向來人說：“余久欲棄總統(tǒng)而不為，胡愛此區(qū)區(qū)勛爵？……至余之生命，早經(jīng)付之度外，今值此奇變，余自分余之壽數(shù)，與共和同其修短，但得為共和而死，則余之榮幸為不淺矣。”來人回報張勛，張再無計可施。當時，黎元洪在家中對前來謁見的外國公使說：“洪憲時代武義親王尚薄而不為，焉有此時而受是項亂命乎？”因此世人評價黎的為人是“外和而內(nèi)介，詞緩而意絕”。

    東廠胡同一號南墻外有石樁，上刻“黎元洪宅”，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仍在。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這期間“東廠”曾是日本帝國主義搞文化侵略的機構——“東方文化事業(yè)委員會”的所在地。

    “東方文化事業(yè)委員會”是日本人用所謂退還的庚子賠款開辦的，在北京設立了“東方文化研究所”，一九二六年向黎元洪家買下東廠胡同的房子，并在大院的東北角蓋了一座三層土黃色的書庫樓。王府大街九號（現(xiàn)王府井大街二十七號）的大門可能就是這時開的。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一九四五年八月沈兼士（沈尹默之弟）作為國民黨政府的接收人員，接收北平市各文化部門，其中包括“東方文化事業(yè)委員會”。“東廠”這時已分為一號院和二號院，當時沈兼士將一號院交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的所長傅斯年，以一號院的東院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平分所，而把西院，一個三進很講究的四合院，借給北大，作為校長胡適的宿舍。

    傅斯年此時是北京大學的代理校長。他住在東院一個叫“興安門”內(nèi)的精致四合院的北房，房前東西側(cè)各有一棵高大的白皮松和一棵花果繁茂的海棠樹，院內(nèi)遍種丁香。

    解放后，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曾在北房里辦公。

    現(xiàn)在這個四合院只剩北屋三間，是社科院考古所的資料室，屋前小院內(nèi)只有那棵白皮松還在。

    胡適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從美國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就住在東廠胡同一號的西院。頭進院南面是寬大的客廳，北部五間正房，東西有走廊，院子寬敞，也植丁香、碧桃，房子很講究，可能就是當年黎元洪的居室。后面兩進院房除他和結(jié)發(fā)夫人江女士的臥室外，其余全做藏書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乘飛機逃往南京，匆忙中其藏書全部留在東廠胡同一號了。

    胡適在這里住了兩年多，寫了《齊白石年譜》（與黎錦熙、鄧廣銘合撰），還寫了多篇關于《水經(jīng)注》的考證文章，主要內(nèi)容是為戴東原辯誣，論證戴對于《水經(jīng)注》的校訂工作并非剽竊。胡適任北大校長期間，正值反內(nèi)戰(zhàn)、反饑餓的學生運動高漲。北大學生游行請愿時，也經(jīng)常結(jié)隊到東廠胡同胡適住處。

    解放后，范文瀾同志就住在原來胡適住的院子里。

    著名學者、國學大師湯用彤，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首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后又擔任北大副校長，也曾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住在東廠胡同一號花園的北側(cè)一排別致的平房里。

    這一時期，先后在這個大院里住過的還有梁啟超之子、考古學家梁思永，史學家張政烺、鄧廣銘、傅樂煥等。著名的植保專家俞大紱曾在此養(yǎng)病，一九四九年初俞的侄子黃敬開輛吉普車來看望他，院內(nèi)幾個中學生當時直喊：“來了一個大官兒喲！”

    東廠胡同一號院內(nèi)東面的園亭區(qū)，也就是“東方文化事業(yè)委員會”的圖書館所在地，抗戰(zhàn)勝利后，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北平分館，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曾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當時這個“馀園”雖已荒蕪破落，但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基本格局和模樣還保持著建園時的原狀。

    園子的東半部以一座六七米長的小橋為中心，橋下干涸的池塘面積有一畝多，橋東垂柳的后面，是一堵弧形有雉堞的石頭城墻，深邃的門洞兩邊，刻著狀景狀物的楹聯(lián)：“蓮葉東南臨水檻，柳條西北看山樓”，橫聯(lián)為“竹石幽趣”。墻內(nèi)是座依土山而建的假山群。拾階而上到一平臺，可以外觀街景，內(nèi)覽園容。山上有個蓄水池，沿一道石溝通向橋下的池塘，形成園內(nèi)小巧的跌水瀑布。

    池塘南北長約七八十米，東西窄，四周皆植垂柳，間有櫻桃、核桃。北岸有一片榆葉梅，東岸有幾十株紫丁香。從早春鮮紅的榆葉梅開花開始，園內(nèi)杏花、海棠、丁香、芍藥……依次綻放著。

    楹聯(lián)中的“山樓”，那是橋西北高坡上的兩排有勾連搭屋頂?shù)姆孔印Ｓ捎谒髋R一個高大的藤蘿架，所以又被稱為“紫藤軒”。

    “紫藤軒”山上的石桌石凳旁豎立一塊近三米高的青石，上刻“嵚崎磊落”四個大字。不遠處還有一塊石頭，刻著“崖半亭高”，這“亭”不知何所指。

    這座山崖之西，隔著一個滿栽著芙蓉花、芍藥花并點綴著幾塊太湖石的小院落，就到了園子的西半部。這里比較開闊，中間有一大片草地，四周山石錯落，花木扶疏。南面疊山上矗立著一座石壘的八角房屋，屋頂?shù)钠脚_居高臨下，是賞月和賞雪的好地方。西面丁香叢中夾著一座四角亭，春季亭中小憩，可感花香醉人。西北沿著一條松樹夾道，通向被稱為“花廳庫”的一個大房間，房前那個寬大的平臺，可能就是當年的戲臺。

    當年湯用彤家就在“花廳庫”東北的石階臺上，面對著園子。

    當年我常在園中徜徉。有一次在山坡上的荊棘叢中，發(fā)現(xiàn)一塊倒臥的石碑，刻于同治年間，上面的十六個字，該是對“馀園”盛景的寫照：“青嵐高聳，綠幛縱橫，峰巒爭秀，訝似蓬萊。”

    現(xiàn)今由于“東廠”分屬諸家，各自發(fā)展，這個大院的房屋和園亭已被拆毀，后建似無統(tǒng)一規(guī)劃。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西院建了近代史所的大樓，東院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建筑群也早已拆掉，最近我發(fā)現(xiàn)那“紫藤軒”被四面切割后，在一座高大賓館的天井里成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小“盆景”。

    大約那三間資料室、一棵白皮松和這“盆景”，就是 “馀園”之遺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