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北京有兩個家喻戶曉的“小人物”。他們或敲梆警醒沉睡的民眾，或街頭演講啟發蒙昧的百姓。貌似癲狂，卻是愛國心切；匹夫之舉，方式別致而為人敬佩。他們雖有名姓，但卻以“六更”和“醉郭”的別號享譽京城。

    晨曦中，八大胡同燈已熄，酒還綠；天橋落子館門未啟，笙歌已歇；被八國聯軍轟得僅剩基座的前門樓子，發著痛苦的夢囈——整個北京城還在酣眠。一位四旬中年男人，身披一條戒大煙的廣告彩條，手拿一只大號梆子，梆子上寫著“喚醒同胞，改良社會”。穿胡同、過小巷，他邊走邊敲，每次都是連敲六下，最后一下尤其響亮。敲完，他就大喊:“五更即起，現在都六更了，你們還不起嗎！洋人欺負我們，當權者誤國，再不起來，中國就亡嘍！”十幾個春秋，這梆聲與吶喊縈繞在京城的胡同里。

    “六更”先生姓李名德崇，原籍天津寶坻，約生于清同治三(1864)年。早年的他搏過功名，中過秀才，在東北某縣做過官。目睹國運日衰與官場黑暗，他“舍政界而就社會，不做官而為公民”，來到北京尋求救國之路。他對自己敲梆警世是這樣解釋的:“見我同胞，天交五更未醒……六更及吾同胞均當起而救國。不然二十年后，祖國亡矣。四萬萬同胞淪為異族牛馬，他族不以人類目我也。二十二省大好山河，天演淘汰，同歸于盡也。豈不悲哉，寧不痛乎！千載一時，萬年一日，斷不可輕于讓退，實不能不急起而直追也！”①1917年，“六更”先生受蔡元培等名人指點:“辦報比敲梆能警醒更多人。睡獅醒來，中國就有救了。”蔡元培親筆題寫了“睡獅棒喝”匾額，并為他創辦的《六更公報》撰寫了發刊詞。這張以“警醒公群，維持公益”為宗旨的報紙，日出六版，內容涉及國情教育、時事要聞以及演說、評論，鞭撻丑惡，直指國賊。《六更公報》雖然只辦了一個多月，出了33期，就被段祺瑞政府查封，但卻是“六更”先生的眼淚與悲聲、吶喊與浩氣的體現，就像他的梆聲一樣，長久地回響在北京人的心中。

    幾乎與“六更”先生同時，北京街頭還有一位“佯狂裝瘋、謾罵當局、歌哭于市”的“游行演說員”，人們只知他的別號叫“醉郭”。他衣衫襤褸，像個乞丐或窮教書匠。他專往天橋、八大胡同這些熱鬧地方去，邊走邊唱，只要有人圍上來，他就站定了開始演講。雖半是醉話，半是謾罵，但其內容卻是社會不公與政府無能。后來他身穿一件《京話日報》的號坎兒，手拿一份報紙，聲音清亮地講解報紙上的內容。他能把報紙上的政治術語，變成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把革命義舉與官場詭譎講解分明，還能把義和團、庚子之變等編成唱本，沿街唱賣，且“無一不知，都能透說”。“醉郭”敢講公理，名氣愈大，連天津商會都登報訪請。這為文盲眾多、精神麻木的京津下層民眾打開了一扇窗，開創了平民百姓關心國家大事的風氣。但是，“醉郭”也因此飽受反動當局的迫害。先是地面兒上的“官人”驅逐他。后來有了巡警衙門，說他“有礙交通”，不是打就是抓他。從光緒二十九(1903)年到三十三年，他被打六次，被押進班房五次。

    “醉郭”好喝，又是個粗人，但他卻結識了許多文化人，有的還是生死之交。《正宗愛國報》主人丁寶臣因他貧窮，每日周濟他十枚銅圓。《京話日報》經理彭翼仲常把他請進報館，向他了解市井民俗以及社會各方對《京話日報》的反映。彭還聘他為該報的“游行演說員”，宣講報紙內容，推銷報紙。天長日久，這位報館經理與“醉郭”成了莫逆之交。彭翼仲因故得罪政府遭軟禁，以“開槍擊傷警員”罪名發配新疆。“發遣日由大佛寺啟程，市民數千人送。講報人醉郭隨去戌所，道出保定……”①依依惜別，情同手足。

    “醉郭”與梁濟(梁漱溟之父)更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友情。巨川先生(梁濟字巨川)8歲就隨家人居京，做過四品京官，民國后又在民政部任職。他與“醉郭”交情非止一日。“(醉郭)云游講報，每逢在崇文門外講報之日，必到(梁濟)舍下借宿。鄙人家里的大人小孩，全都歡迎他。”②一位是官員兼文人，一位是“貧賤之士”，“醉郭”到梁家卻受到上賓的招待。梁夫人張春漪親自張羅飯菜，一家人圍坐在他身旁，聽他講“街上艱難困苦的事”、“下層社會的狀況”和“衙門口打官司差役們種種弊端”。梁濟視“醉郭”如“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的東漢義士張儉。張儉因舉劾宦官“困迫遁走”，李篤等冒死收留(事見《后漢書·黨錮列傳五十七》)。他將“醉郭”視為豪杰，與之交往是“有光彩的事”。

    “醉郭”姓郭名瑞，字云五，別號“醉郭”，北京盧溝橋人，生年不詳，故于1913年5月21日。“醉郭”辭世，丁寶臣在《正宗愛國報》上發了訃告；彭翼仲出資50元，買棺裝殮；梁巨川撰寫了“表揚醉郭之一斑”的悼念文章，發表在報紙上。“醉郭”葬于陶然亭，后由家人遷回家鄉安葬。

    “六更”與“醉郭”事散見于各類史料。因為他們都曾在天橋一帶“敲梆”、“演說”，有學者曾把他們列入天橋“八大怪”。例如翁偶虹先生曾在“北京八大怪”(載于1988年12月27日、29日《北京晚報》)一文中，將李六更列為宣統元年后的天橋“八大怪”之一。天橋“八大怪”自清末至民國，曾出現三撥兒，且屬民間口傳或見仁見智的評判。“六更”與“醉郭”應不屬此類。正如巨川先生所說，他們是“當全國昏昏時代，能夠不怕挨打，創開風氣，志氣高得多多”的人。將“六更”、“醉郭”與丁寶臣、彭翼仲、梁巨川等視為一類人，倒是較為適宜的。(滿恒先)

    注：①王卓青“李六更與《六更公報》”，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2006·1(總第107輯)。②長白山人“北京報界小史”，載《新民報半月刊》第三卷第14—15期。③巨川梁濟“表揚醉郭之一斑”，載《正宗愛國報》1913年6月7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