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0年前的1910年11月21日，是錢鐘書誕生的日子，今年恰逢他誕辰100周年紀念。很多人了解錢鐘書是通過小說《圍城》，殊不知錢鐘書不但是文學家，更是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在錢鐘書一生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是在南方度過的，但是他人生最為輝煌的時期，卻是與北京朝夕相伴，在北京留下了他人生的輝煌巨著，留下了他人生的喜怒哀樂。

　　■江南才子考入清華園

　　錢鐘書出生于江蘇無錫，他的童年、少年時光都是在南方度過的。無錫錢家是詩書世家，錢鐘書自幼受到傳統經史方面的教育，中學時擅長中文、英文，卻在數學等理科上成績極差。報考清華大學時，錢鐘書的數學僅得15分，但他的國文、英文成績突出，獲得滿分，因此各科成績平均起來并不低，就這樣錢鐘書以第57名的成績被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錄取，這一年他19歲。19歲的錢鐘書滿懷壯志來到了北京，走入了令無數學子向往的清華園，那是1929年的夏末。

　　初冬時節，我來到了清華園。沿著校園里散滿落葉的小路，去尋找錢鐘書在清華園里的舊跡。感受著秋日里灑滿陽光的清華園，這里沒有滿園的蕭瑟，處處洋溢的是高等學府特有的靜謐與大氣。綜觀錢鐘書的一生，清華園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地方，也是他夢開始的地方。初入清華園的錢鐘書便以他淵博的學識被同學們譽為“清華才子”，同樣在清華園錢鐘書收獲了他一生的幸福，他與夫人楊絳就是在清華園相識、相戀的。

　　我的腳步在清華園的小路上拐來拐去，來到了位于學校中心舊校區的圖書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與其他大學圖書館不盡相同，沒有高大氣派的建筑，暗黃色的外墻為圖書館披上了平實的外衣。圖書館是在三個不同時期修建的，但為了統一風格，在外部裝修上采取了統一的樣式，如果不了解清華圖書館的歷史，很難看出有什么不同。錢鐘書來到清華大學學習，他的一項著名之處就是“橫掃”清華大學圖書館。當時清華大學藏書之富堪稱當時各大學之首，在這里古今中外的圖書應有盡有。而清華大學圖書館最為特別之處就是學生可以到書庫中隨意看書，免除了借還之苦。清華大學為學生提供了如此方便的圖書借閱的支持，難怪當年的清華園里學者輩出。據同學回憶，錢鐘書是學校中借書最多的一位學生。我想也許正是清華大學為學生提供的這種方便、寬松的學習環境，才有了錢鐘書等日后的成就。

　　■在清華園錢鐘書收獲的不僅是學識上精進，還有他與楊絳的愛情

　　錢鐘書與楊絳的相識、相戀是在清華園，他們的故事還要從1932年的春天說起。那一年楊絳考進了清華大學研究院，讀外國文學專業。那時的楊絳個頭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愛慕。很多當時清華的人都說：“楊絳進入清華大學時，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當偶者70余人，謔者戲稱為七十二煞。”但當時她仍芳心未許，或許是天意，她在等待一個人——錢鐘書。

　　據楊絳回憶，初見錢鐘書時，他穿著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和目光中閃爍的機智自信的神氣，以及清癯的面容，侃侃而談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記憶力，詼諧幽默的談吐，都給楊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人一見如故，發現相互之間有著說不完的話題，在文學上的共同愛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靈的默契交融，這一切使他們一見鐘情。錢鐘書與楊絳相愛了。他們沒有像別的情侶那樣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學業上互相幫助。

　　1933年夏，錢鐘書從清華大學畢業。清華大學早有意讓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他一概謝絕了。錢鐘書是另有選擇，他父親當時在光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身體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華大學任教。此時錢鐘書已有足夠的治學能力，他的知識大都緣于自學，清華大學已經沒有導師可以教授他了。就這樣，錢鐘書暫別仍在清華讀書的楊絳，來到了光華大學任教。

　　錢鐘書亦想出國留學，于是1935年春，他參加了教育部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考試。當時全國總計只有25個名額，而錢鐘書所報的英國文學只有1個名額。成績下來，錢鐘書以87.95分的成績名列榜首，而這一成績也為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學生中平均分最高者。錢鐘書考取了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英文系。1935年，錢鐘書與楊絳遠赴英倫開始了留學生活。1938年，錢鐘書學成回國后一直在南方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錢鐘書的力作《圍城》就是他在從英國留學回來后，在南方工作時期完成的。經過清華大學的力邀，錢鐘書 1949年舉家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重回清華園。此后，除了3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外，他一生再沒離開過北京。

　　■新中國成立后，錢鐘書又回到清華園

　　離開圖書館，我順著校園的小路一路向南，去尋找新林院。新林院是錢鐘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居住的地方。我一路走去，感受著校園中濃濃的學習氛圍。出了清華大學老校門，學習的氛圍就完全不同了，售賣日常用品的小店也漸次多起來了。在穿過了一大片教職工宿舍樓后，我來到了一片平房區，眼前的建筑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院。小院大都沒有圍墻，院外凌亂的灌木將一個個院落隔開，這便是新林院了。

　　新林院大約建于1934年間，當時校評議會決定在南院住宅以南，新建造高標準教授住宅30所，名為新南院，抗戰勝利后命名為“新林院”住宅，這些住宅為獨棟單層西式花園洋房，住宅功能完善，設施先進。新南院一經建成就以其獨特的西洋建筑風格和吸納進的現代生活設施，成為20世紀30年代清華園中住宅的佼佼者。據當時曾經參觀過新南院建筑的人回憶：“（新南院）內部規劃之精密，真是極其旁通曲折，雖不必雕梁畫棟，然而潔白明凈，若得在其中作公寓，哪怕不心曠神怡？有大客廳以資宴客，有小書房以備藏修，其余寢室、儲藏室，應有盡有，以之供給五口之小家庭，盡可綽綽有余。屋之后進偏東，有浴室兼廁所一間，再外一間，為更衣室。前一間內充滿極精美的20世紀用品，計有大洋浴盆一、白磁洋馬桶一，洋臉盆一，盆之上裝有大鏡一方……”從參觀者的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當年新南院的裝修是多么先進。然而隨著歲月的變遷，曾經是清華大學建筑最新水平的新南院，已經變成了現在條件落后的“平房區”。

　　錢鐘書一家搬入新林院是在錢鐘書到清華大學任教之后。 1949年的8月24日，錢鐘書和楊絳帶著女兒錢瑗回到闊別十余年的清華園。此時的錢鐘書已從當年那個風華正茂的少年，成為了知名的學者。錢鐘書到清華大學工作一年后，調任《毛澤東選集》翻譯委員會工作，平時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

　　■在北京大學中關園的短暫居住

　　與清華大學一街之隔的就是北京大學了，兩座中國頂級的高等學府分列在中關村大街的兩側。對于中關村大街來說，街東的清華大學是這條街里的大哥哥，而街西的北京大學就如小弟弟，它是這條街里的新人。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大學才從城里搬到了當時還是西郊的中關村地區。1952年“院系調整”，錢鐘書與楊絳兩人都調任文學研究所外文組任研究員。當時文學研究所編制暫屬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錢鐘書調到文研所后即著手編撰《宋詩選注》。

　　錢鐘書既然已經調到文學研究所工作，就不能再在清華大學的教工宿舍居住了，于是這年的10月16日，錢鐘書一家從清華大學搬到了新北大。當時錢鐘書一家住在新北大的中關園，中關園是北京大學搬到西郊以后為教職員工新建的宿舍，就位于北大東門對面，對著校內理科樓群。據楊絳回憶，中關園新建，還沒有一點綠色，阿瑗陪我到鄰近的果園去買了五棵柳樹種在門前。溫德先生送給我們許多花卉，種在院子里。蔣恩鈿夫婦送來一個屏風，從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間書房。他們還送來一個擺飾的曲屏和幾盆蘭花將這座小屋裝扮得極富情致。而錢鐘書則稱新家的小書房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館”。“容安館”聽來好像很大的樣子，其實整座住宅的面積才75平方米，楊絳說，由屏風隔出來的“容安館”僅僅“容膝易安”而已。

　　■在東四頭條1號短暫居住三年

　　在中關園居住沒有幾年，錢鐘書又要搬家了。1959年文研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隨之這年5月，錢鐘書一家遷居到位于東四頭條1號的文研所宿舍。東四頭條位于老外交部西側，西起東四北大街，原東段在延福宮后身通過。明朝胡同屬思誠坊，稱頭條胡同，清朝屬正白旗，沿稱頭條胡同。1949年后稱東四頭條。 “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稱紅日路頭條，后恢復東四頭條之名。1969年因建設外交部大樓，胡同被截斷。

　　文研所宿舍里錢鐘書家的房子比以前更小，據楊絳回憶，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錢鐘書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都住在另外的三間房里。

　　■干面胡同的舊居

　　干面胡同離東四頭條不算太遠，錢鐘書一家在東四頭條居住了短暫的三年多時間就搬到了干面胡同。干面胡同東端與祿米倉胡同相接，是從祿米倉運輸祿米的必經之地。每日里從干面胡同經過的大車源源不斷。舊時沒有現在的柏油馬路，全是土路，每當車馬行走，塵土飛揚，居民戲稱為“下干面”，久而久之，胡同就得名干面胡同。干面胡同15號，是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高級研究人員的宿舍，這是1961-1962年新建的磚混結構樓房。1962年入住，共有29戶（當年還有兩套未入住）。住戶中包括了金岳霖、錢鐘書等一級研究員，還有部分副研究員和若干高級行政干部等。

　　楊絳在《我們仨》中回憶說，他們一家是1962年8月14日，遷居到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他們的新家有四個房間，朝南三間，中間是客廳，沿墻放書櫥。東邊一個套房是錢鐘書的臥房兼書房。西邊臨陽臺的一間是楊絳的臥房兼書房。幾年之后，錢鐘書的女兒結婚，女婿住進了他家。朝北西盡頭房間是女兒和女婿的新房，和楊絳的臥房相對。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一個陽臺。他們還添買了家具，住得寬舒了。

　　■離開北京，在河南“五七”干校

　　河南“五七”干校是錢鐘書一生中一段抹不去的歲月，1969年，錢鐘書離開了北京，下放到河南。一年之后的1970年，楊絳也被下放到這里。楊絳被安排在菜園負責看守菜園。楊絳所在的菜園離錢鐘書工作和住的地方不遠，錢鐘書此時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短暫相聚。兩人時常坐在水渠邊曬曬太陽、談談話。錢鐘書還經常寫信給楊絳，寫些所見所聞、雜感、笑話和詩詞，為他們艱苦的下放生活增加了生活的樂趣，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 1972年才結束。

　　錢鐘書、楊絳夫婦獲得了自由后，終于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浪費了10年的光陰，錢鐘書夫婦倆決定整日閉門不出，沉入到自己的學問事業。1972年3月，錢鐘書開始創作他畢生的杰作——《管錐編》。

　　■“文革”結束后回到了北京，暫住在學部7號樓一間辦公室

　　錢鐘書一家雖然回到了北京，但是“家”卻沒有著落。幾經輾轉錢鐘書一家遷入學部7號樓一樓西盡頭的辦公室，這已是1974年的5月22日了。學部7號樓有兩層，上下層住有十余戶文學所同事，每家一間房，錢鐘書和楊絳住起來非常局促。西盡頭的走廊是廚房兼堆煤餅，走廊是家家的廚房。錢鐘書一家所住的這間辦公室原先曾用作儲藏室，封閉的幾年間，冬天生了暖氣，積聚不散，把房子脹裂，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不過好在墻外還抹著灰泥，并不漏風。在這間斗室中錢鐘書和楊絳安了兩張書桌，一張面對西墻，是楊絳的書桌；另一張面對東墻，是錢鐘書的書桌，他們夫妻兩人整日伏案寫作，埋頭讀書。

　　楊絳說，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6號樓里。錢鐘書和楊絳可以方便地借到所用書籍。錢鐘書在這里繼續寫《管錐編》，而楊絳繼續翻譯《堂·吉訶德》。他們不論在多么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他們的樂趣。還是在學部7號樓的這間小屋里，錢鐘書和其他學者共同完成了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工作。

　　■三里河成為錢鐘書人生的最后居所

　　在學部辦公室里棲身數年之后，錢鐘書一家終于告別了這種蟄居生活，有了自己的住房。1977年2月4日立春，他們搬入了三里河南沙溝寓所。三里河南沙溝的位置非常好，以櫻花著稱的玉淵潭公園和花園式的釣魚臺國賓館就在附近。走入三里河路，整潔有序的街道，讓每一個到這里的人都能夠感覺到這條街道的與眾不同。錢鐘書居住的南沙溝小區是一處鬧中取靜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喬木和碧綠的草坪。就是在這里，錢鐘書先生度過了他的晚年，雖然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歲月，飽受疾病的折磨，但是這段時間是他和楊絳一生中相對安寧和平和的歲月。

　　錢鐘書和楊絳對于這套寓所非常滿意，這套新居共四間房，一間是錢鐘書夫婦的臥室，一間是給他們的女兒阿瑗居住的，一大間是錢鐘書和楊絳的起居室也稱書房，還有時用來充客廳，還有一間吃飯用。在客廳兼書房的大房間里有一個大大的書桌放在窗前一角，上面擺著筆墨紙硯，還有一些資料和書籍，這是錢鐘書使用的書桌。在大書桌對面的墻上，懸掛著一副對聯，上書“一雙同夢生花筆，九萬培風齊斗楂”，這是錢鐘書和楊絳新婚燕爾之時，石遺老人（陳衍）為他們題寫的賀聯。

　　楊絳在《我們仨》中寫到這個家時說：“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也是居住在這里時，錢鐘書與女兒錢瑗相繼去世。楊絳說，“只剩下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的日子。于是楊絳寫了她晚年非常著名的一本集子——《我們仨》，讓她無盡的思念和追憶化入紙中。

　　■文并供圖/艾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