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是老北京對各官府機構的準確評價。從理論上說，古代官員非世襲，多是平民出身，通過科舉考試才當上官員，卻為何不愿給老百姓辦事呢？

　　道理很簡單，科舉考試嚴重脫離實際，比的是誰能背死書，官員們滿腹經綸，卻無辦事能力，只會講大道理、爭道德制高點，靠價值觀來斷事，具體操作全賴小吏。在老北京，各級政府少不了書吏，他們熟悉法律規章，卻沒有正式身份。

　　當好書吏并不容易，先要拜老書吏為師，并在其幫襯下進機關，第一年叫“事務”，只能打雜，沒任何收入，連午飯都得自己準備，第二年叫“寫字”，官方給午餐費，第三年叫“貼寫”，依然抄抄寫寫，兩三年后，可升為“注銷”，負責來往文檔，以后升為“說堂”，可與長官接觸，再升為“值宿”，在領導下班時獨當一面，再往上是“辦稿”，替領導寫稿，稿寫多了，就成了“看稿”，最終為“經承”，是書吏的頭目。

　　書吏升遷艱難，其間備嘗人情冷暖，可清廷卻規定，“經承”最多任職5年。清廷擔心，老吏業務過于爛熟，將操縱官員，可如此刻薄，不僅執行不下去，還會產生副作用。

　　事實上，各衙門都是應付了事，“經承”一到5年，便讓其更名改姓，糊弄上級，因為官員們確實已離不開這些老吏，上級對下屬的小動作了然于心，但想到自己部門也要靠老吏，故視而不見。

　　清廷用老吏，卻又防老吏，且在制度上克扣老吏。清代各部門經費中，雖有“飯銀”支出，但遠遠不夠書吏們養家糊口之需，為維持團隊穩定，“經承”只能自掏腰包，可這么大的虧空，總不能自己出，這就逼著老吏們貪污腐敗，到后期，成為公開化的“陋規”。甚至連發給曾國藩的軍餉，也需向相關部門繳納“陋規”，否則就拖欠不給，連皇帝都無可奈何。

　　吏治敗壞如此，為何不加整肅呢？首先，到清末時，問題已積重難返，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成本太大，所謂“官幫官，吏幫吏”，動一個老吏，各部門老吏或請托，或找門路，甚至集體罷工，部門工作立刻癱瘓；第二，老吏雖是蠹蟲，卻是封建皇權所需要的，皇帝希望官員無能，這樣才不會對自己造成威脅，而老吏雖能干，卻名不正言不順，名譽又差，且多有貪污腐敗的案底，故更容易操縱。

　　“治官不治吏”，結果清末屢次整肅官場，皆流于形式，“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始終未能打破，對老吏來說，他們手握大權，卻得不到尊重，升遷無望，連正式工資都沒有，自然也就不會廉潔奉公，更不會為百姓辦事了，老北京對衙門評價頗低，不是沒來由的。（本文資料主要引自《北京志·人民生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