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李自成接過了依然是這個爛攤子。明朝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雖然皇銀內帑數量驚人，但歷史上并沒有記載這筆錢最后歸于何處。可能崇禎已經大部分轉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來救濟軍隊。總之為了更好的籌集軍餉解決財政，李自成出于對群臣極度的厭惡，做了一個情緒化的決定，他將面試淘汰下來的官員們集中關押，允許官兵“助餉追贓。”

    此令一出，天下大亂。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全無章法的招數，而且有著非常隱秘的陰暗心態和過激的情緒。表面上他體現了這樣一種情緒：過去以我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備受助餉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們再來清算你！但究其內里，卻反映出帝國新的掌權人在制度建設上的低能，還不如從前的那個舊的掌權者。

    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當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時候，數次使用過這個法子，這一次，他仍然想用這個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對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敵視心理，固然因其確有可恨之處，但在今天看來，也可歸結為一種心理類型：“仇富”。這種仇富心理發展到極致，甚為可怕。不幸的是，農民起義軍中多是長年生活在貧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絕大多數，一旦放開閘門，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濫。

    其實放眼歷史，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買人心，穩定局面，鞏固取得的成績，即使偶有放縱，也會嚴以整之，點到為止；一統天下之后，更不會任軍隊和自己的情緒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沒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相反，從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體現出來，他陷入了一種勝利者的盲目喜悅和復仇般的快感中，這一點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開始蓄養美女，沉迷聲色，終日以飲酒為樂，追餉就是這種情緒下的產物。他沒有意識到，對于長期生活在疾苦中的軍隊來說，追餉同樣是一種帶有復仇意味的盲目舉動，其實是在助長瘋狂、非理性和貪欲，這個口子放開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潛藏的惡欲發揮到了極致，也讓他至少失去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是令前明臣子(還包括散失各地的軍隊及地方抵抗力量)徹底絕望，而事后證明，前明臣子同樣仍有極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會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使嚴明的軍紀、良好的軍隊作風和和諧的環境被徹底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