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伯翠

文章來自：《我們的歷史》總第12期內(nèi)容　作者：何書彬　原標題：烏托邦時代

辛亥，革命摧毀舊邦。在舊國的廢墟上，一些人開始做著新的中國夢，站在舊中國與新世界的十字路口，尋找未來中國的新入口。

面臨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向何處去”的雄健追問為先聲，或舶自歐美，或源自傳統(tǒng)，或出乎空想，種種觀念和理念，開始噴涌撒播。或許得益于新政權的勢弱和無暇，在戰(zhàn)火的硝煙和政爭的紛擾中，新的社會實驗從縫隙中紛紛勃生。

萬類霜天競自由。天空地闊中，留洋的精英，本土的軍閥，或是鄉(xiāng)間的士紳，做著各種各樣中國夢的人，進行了各行其是、天馬行空的設計和踐行。

直到1937年，伴隨著盧溝橋的槍聲，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社會實驗嘎然而止，一同沒入御侮的硝煙中。 


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努力，都從此埋葬在歷史的塵土中，在他們的呼喊和足音中，仍然回響著歷史的先聲。 

傅柏翠：不國不共二十年

他在自己控制的41個鄉(xiāng)村共計450平方公里的區(qū)域內(nèi)實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階級斗爭”的“農(nóng)民獨立革命”，希望走出心目中的第三條道路。

1928年，在閩西上杭縣的蛟洋村，一名叫做傅柏翠的地主子弟，主動說服家人減租退租，隨后他又組織當?shù)?span style="font-size: 11pt; ">農(nóng)民發(fā)起了“蛟洋暴動”，在上杭縣的東北部建起了一個農(nóng)民自治政權，展開了一場“共生產(chǎn)、共消費”的“農(nóng)村共產(chǎn)團”新村建設實驗。

如果要為這場實驗尋找一個源頭的話，那就是曾經(jīng)在歐美和日本風行一時的“空想社會主義”和“新村主義”思潮，在五四運動前后，這種帶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思潮曾在中國盛極一時，大批的青年學生仿效歐美、日本等地的做法，組成了各種工讀互助團，期望著以此為切入口，消除階級和政治的界限，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

但這卻是一場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風潮，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讀互助團宣告解散，其他地方的工讀互助團和自助新村也都因為經(jīng)濟等原因難以為繼。隨著一個后“五四”時代的到來，無政府主義很快在中國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這使得閩西大山里的這場“農(nóng)村共產(chǎn)團”實驗注定是一場不合時宜的“新村夢”，然而，令時人感到詫異的是，這場實驗卻奇跡般地堅持了下來，一直持續(xù)到了1949年，當中國的多數(shù)地方都難以走出動蕩不安的泥淖時，這場實驗卻在閩西的大山里創(chuàng)造了一個無賦稅、無征兵征糧、自立自保的特殊區(qū)域，時人稱之為“新桃源”。

一名青年的“新村夢”

在發(fā)起這場“新村夢”之前，傅柏翠乃是一名受到南京方面通緝的國民黨左派。“四一二政變”宣告了國共兩黨的分裂，眾多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成為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通緝對象。1927年5月7日，上杭縣也發(fā)生了政變，得知消息的傅柏翠在深夜跳下城墻，化妝逃回蛟洋家鄉(xiāng)。

那一年，傅柏翠31歲，但卻已是一名頗有資歷的革命者。

1896年，傅柏翠出生在上杭縣蛟洋村，其家為當時閩西一帶的大地主之一，每年可收租四千擔米谷，在晚清的大變局中，“衣食足而知革命”成為許多富家子弟的風尚，傅柏翠也不例外，辛亥革命爆發(fā)那一年他才15歲，剛剛從上杭縣城的琴岡高等小學堂畢業(yè)，少年意氣的他立刻加入了這場革命洪流，不但在第一時間剪掉了辮子，還和幾名要好的同學“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會費”，加入了同盟會。

1914年，傅柏翠東渡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法政專科，同年在日本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斯時的日本，也在“一戰(zhàn)”爆發(fā)后進入了一個思潮澎湃的時代，熱衷于烏托邦式運動的日本小說家、劇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展開了新村實驗，力倡新村主義，這是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雜糅在一起的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在武者小路實篤看來，只要組織和推廣共同勞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那么不需要實行暴力革命就能戰(zhàn)勝資產(chǎn)階級，建成理想的自由社會。

當時的中國正在經(jīng)歷新文化運動，新村主義很快成為影響無數(shù)中國青年的一種學說。1919年，周作人實地考察了日本的新村實驗，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訪日本新村記》一文，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新村實驗熱潮，北京、天津、上海、武漢、長沙、廣州等地的青年學生紛紛仿效日本的新村實驗，組成了各種工讀互助團，期望著以此為切入口來改變中國，以新文化運動的主力人物高一涵為例，他曾以“涵廬”為名著文說，新村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大新村，“不單沒有階級的界限，就連那政治的界限也漸漸地化除了”。

但這一場熱潮在1920年即以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解散為標志，宣告結束。也是在這一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fā)文說，在城市里，無論是地皮還是房租都很昂貴，無法安放青年們做新村實驗的理想，但他同時也說，新村實驗在城市的沒落不代表完全的失敗，“如果回到農(nóng)村，或許還可以維持”。

傅柏翠從留學日本起就是一個堅定的新村主義信仰者，他曾經(jīng)對友人說到，當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曾和同學們一起討論過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思想”和英國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出身于鄉(xiāng)紳家庭的他很關注在農(nóng)村實行生產(chǎn)和分配社會化的問題。1919年，當五四運動正值高潮時，傅柏翠也前往北京尋覓同仁，他肯定看到了新村運動在北京的快速起落，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對這一運動的信心，或許是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給了他以鼓勵，他曾試圖邀集一二十個朋友到他的上杭家鄉(xiāng)做新村實驗，但眾人都認為他這是書生意氣，得不到支持的傅柏翠只好暫時作罷。

在上杭，傅柏翠雖然是最早一批的同盟會成員，但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地方的政局動蕩也令他一度失去了對這個組織的信心，1923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以使它再度煥發(fā)活力，隨后傅柏翠也出任上杭縣臨時參議員，并以律師身份，把上杭的兩大貪污案公之于眾，一時間，傅柏翠在家鄉(xiāng)名聲大振，痛恨他的官僚豪紳則咒罵他是喜好挑起事端的“學生皇帝”。

大革命的失敗，讓老資格的同盟會會員傅柏翠在瞬間成為一名政治邊緣人，那時的他或許不會想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第一次遇上了把曾經(jīng)的“新村夢”付諸實踐的機會，而這場新村實驗的展開，將使他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里游走于國共兩黨之間。

大革命后的“農(nóng)村共產(chǎn)團”

1927年9月4日，在福建西部的長汀，當?shù)鼐用窈闷娴乜粗蝗和馐】谝舻?span style="font-size: 11pt; ">軍人扛著槍從寶珠門進入了汀州城，那一天長汀下了幾場小雨，但天氣卻依然很炎熱，這群軍人一進入汀州城，就開始在墻上用石灰水粉刷“實行土地革命”等標語，一些政工人員還拿著小紅旗站在板凳上演講，號召人們起來打倒土豪劣紳。

這是一路南征來到閩西的南昌起義部隊，正被通緝的傅柏翠在第一時間成為這支部隊的發(fā)展對象，9月9日，部分起義隊伍離開長汀前往上杭，傅柏翠成為上杭第一批接應南昌起義軍的中共黨員。

1928年，傅柏翠在蛟洋創(chuàng)辦平民學校和農(nóng)民夜校，這個富家子弟想盡辦法讓農(nóng)民認識“封建剝削制度”，比如他寫了《農(nóng)民苦》一歌，讓當?shù)?span style="font-size: 11pt; ">農(nóng)民傳唱，在這首歌曲里，農(nóng)民的生活是“朝晨起來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飽暖”，而地主的生活則是“快活收田租”；同時，傅柏翠一家作為當?shù)刈畲蟮牡刂?span style="font-size: 11pt; ">帶頭退租，其他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效仿。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蛟洋農(nóng)會就成為當?shù)刈钣辛α康慕M織，并建起了農(nóng)民自衛(wèi)軍，由傅柏翠率領。

1928年7月，龍巖的國民黨旬刊《狂濤》聲言：“上杭的白砂、蘇溪坡、高車、蛟洋等處，共逆嘯聚，黨首系留學生，即軍閥統(tǒng)治下的一個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農(nóng)民協(xié)會為總機關。”

但讓時任上杭縣委宣傳部長的鄧子恢感到不解的是，傅柏翠這個國民黨眼中的“土劣”卻不贊同紅軍的土地革命路線，二人為此發(fā)生爭論，鄧子恢認為革命是暴烈行動，應立即展開土地革命，但傅柏翠卻認為革命應該是漸進式的，不應當是暴風驟雨式的。

上杭縣文史學者陳賽文在分析這一時期傅柏翠的思想時這樣說道：“傅柏翠仍然帶著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一心想在家鄉(xiāng)搞這種實驗。”

1929年，繼主動勸說家人向農(nóng)民減租、退租之后，傅柏翠又說服家人，將他家的每年可收租四千擔米谷的田地交給農(nóng)會分配，蛟洋一帶其余地主的土地也紛紛或效仿傅家主動交出，或被農(nóng)會沒收。

1930年，傅柏翠和鄧子恢等人的分歧公開化了。當年3月18日，閩西第一次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開幕，傅柏翠拒絕出席。隨后，鄧子恢以中共閩西特委名義致信傅柏翠，歷數(shù)他“不接受上杭縣委的指示起來做殺土劣、燒契據(jù)等工作”等種種過失，并批評他堅持實施“農(nóng)村共產(chǎn)團”乃是“不明白土地革命意義”。

1931年，傅柏翠被開除黨籍，此時的閩西蘇區(qū)，又發(fā)生了“肅清社會民主黨”事件，上杭縣也出現(xiàn)了“傅柏翠是社會民主黨的黨魁”的標語。

早先的意見沖突，至此發(fā)展為軍事對抗，當兩千多名紅軍夾擊蛟洋一帶時，傅柏翠擁兵反擊。事后，傅柏翠控制的蛟洋、古田遂成為閩西蘇區(qū)的一片特殊區(qū)域。

1933年“閩變”前后，身為閩西地方重要人物的傅柏翠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在“閩變”中，蔣光鼐任命傅柏翠為閩西善后處主任；“閩變”后，福建省主席陳儀也承認了傅柏翠對蛟洋、古田一帶的實際控制權。不再有外界插手的傅柏翠，得以在蛟洋、古田一帶專注地展開他的“新村夢”。

斯時的傅柏翠，既不贊同中共武裝暴動、土地革命的路線，對蔣介石的獨裁也不以為然，他在自己控制的41個鄉(xiāng)村共計450平方公里的區(qū)域內(nèi)實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階級斗爭”的“農(nóng)民獨立革命”，希望走出一條介于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具體做法如下：

在政治方面，傅柏翠放棄了組織政黨，而是組織了“自治委員會”，作為農(nóng)民自治的機構，實施民主選舉，凡16歲以上的農(nóng)會會員，無論男女，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在經(jīng)濟方面，“農(nóng)村共產(chǎn)團”在蛟洋、古田成立后，所有地主和自耕農(nóng)的土地都收歸集體所有，實行“共生產(chǎn)、共消費”，但并非是大鍋飯，而是實施“計口授田”，即將集體土地平均分配給包括原地主在內(nèi)的各戶耕種，同時留一部分作為公田，由村農(nóng)會派工耕種，收獲的糧食用以照顧鰥寡孤獨、殘疾人和無勞動能力的村民。

蛟洋、古田一帶的糧食本來就可以自給，在這一“新村夢”實施之后產(chǎn)量進一步增加。傅柏翠還動了很多心思鼓勵村民的熱情：每年正月二十九日，蛟洋、古田舉行農(nóng)副產(chǎn)品展覽交流大會，對優(yōu)勝者給予獎勵，一名叫傅贊謨的農(nóng)民帶著桿徑2寸的大蒜參加比賽，當即獲得8塊肥皂的獎勵。此外，傅柏翠還創(chuàng)辦了“上杭縣蛟洋農(nóng)民銀行”，后改為信用合作社，向農(nóng)民發(fā)放小額貸款；同時，他還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松香松節(jié)油廠、樟腦廠、酒精廠、造紙廠、煉鐵廠等集體企業(yè)。

在軍事方面，當時的蛟洋、古田有一支農(nóng)民自衛(wèi)軍，凡18歲以上的青壯年，實行輪班服役制，每人每次服役3到6個月，以維持一支500人的常備軍事力量，村自治會對服役戰(zhàn)士的家庭給予優(yōu)待，派勞力代耕。

此外，蛟洋、古田還成立了鄉(xiāng)村警察所，郵政代辦所，并架設了電話線路；傅柏翠還極力推行婚姻自由，在他的倡導下，凡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戀愛成熟的，只要到農(nóng)會辦理證明文件就可以結婚。

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閩西一帶仍有紅軍游擊隊活動，傅柏翠率領的農(nóng)民自衛(wèi)軍和這些紅軍游擊隊保持一種互不侵犯的關系，紅軍游擊隊不攻打傅柏翠的武裝，不到蛟洋、古田活動；作為回報，傅柏翠在他的勢力范圍內(nèi)對紅軍游擊隊不禁糧，不封鎖物資。重新來到閩西的國民黨力量，則從未真正有效地控制這一片區(qū)域，尤其是在上杭，無論是地方軍閥勢力，還是國民黨當局派駐的縣長，都不敢在蛟洋、古田一帶征兵征糧，使得這一帶成為極其罕見的一片“不共不國”的完全實施農(nóng)民自治的獨立區(qū)域。

“新村”一夢二十年

淳樸的農(nóng)民們以他們特有的方式來念叨傅柏翠的好處，至今，在蛟洋、古田一代，一些老人還相信，傅柏翠是“豹虎神下凡投胎出世的”，凡是傅柏翠走過的地方，“一定會五谷豐登”。

對于鄉(xiāng)民們的這些說法，傅柏翠自然不會當真。在他的辛苦經(jīng)營下，蛟洋、古田的“農(nóng)村共產(chǎn)團”實驗一直堅持到1949年，差不多持續(xù)了二十年之久，其間，為了保持這一局面，他也不得不與多方力量進行周旋，而當時的國民黨當局，為了獲取他這個地方實力派的支持，也對他的做法采取了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態(tài)度。

1933年，國民黨中統(tǒng)主辦的刊物《社會新聞》登載《閩西社會主義實驗區(qū)護持者傅柏翠》一文，對傅柏翠的“新村實驗”大加稱贊。

1934年，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準許蛟洋、古田的農(nóng)民把分得的土地陳報備案，確定了傅柏翠實施的“計口授田”的合法性。

1947年，在國共兩黨的交鋒中，全國許多地方成為兩黨交鋒的戰(zhàn)場，而蛟洋、古田一代仍然像往日一樣平靜，不受外界的干擾，這使許多人將之比擬于現(xiàn)世的桃花源。這一年，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賴璉令其秘書撰文介紹蛟洋、古田一帶的情形，刊登在《東南日報》副刊上，文章題為《新桃源記》。

當然，也有不甘心失去大片土地的地主不斷控告傅柏翠——他們算是遇到了對手，傅柏翠既有法律專長，又有政治聲望，他不慌不忙地與這些地主折沖尊俎于法庭之上。1935年，一名叫黃永滋的地主控告傅柏翠是“白皮紅心”的共產(chǎn)黨，要求他立刻把已分配的土地物歸原主，官司從福建一直打到南京，讓黃永滋驚詫的是，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居然很快就判決他敗訴，原因是被告的辯護詞實在是太有力了。傅柏翠在駁回控告時這樣說道：他自己家也曾是擁有四千擔谷田的地主，這些田地早已分配給農(nóng)民，因為只有這樣方可忠實執(zhí)行孫中山先生“平分地權”的遺訓，黃永滋也是國民黨員，難道不應一起遵守國父的遺訓嗎？

1949年，蔣介石兵敗大陸，倉皇退往臺灣，傅柏翠在閩西宣布起義。這一年年底，古蛟區(qū)人民民主政府成立，蛟洋、古田一帶持續(xù)了幾乎二十年的“不共不國”的狀態(tài)正式結束。

1950年9月，傅柏翠離開上杭，到福州出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1950年12月，上杭“土改”開始，上杭縣政府認定蛟洋、古田一帶“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實”。這一結果讓傅柏翠稍稍感到心安，但到了1955年，隨著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來到上杭，蛟洋、古田一帶又被認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區(qū)域，需要進行“補課”，導致以往追隨傅柏翠做“新村實驗”的許多人都被劃為地主、富農(nóng)或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叛徒和壞分子；傅柏翠一家也未能幸免，傅柏翠的長子傅翔歐被劃為惡霸地主遭到審訊，傅柏翠的次子傅翔亞則被判處勞動改造，在福州的傅柏翠也為劃為“小手工業(yè)主”。

晚年的傅柏翠又開始了四方奔走，為自己一家人和戰(zhàn)友們鳴冤叫屈，但他仍不斷地遭到審查。“文革”爆發(fā)后，造反派強令傅柏翠揭發(fā)所謂的“閩西叛徒集團”，將目標指向了中央蘇區(qū)時期的許多老干部，傅柏翠拒絕寫誣陷材料，造反派在盛怒之下抄了傅柏翠的家，又把他押送到閩西的農(nóng)場勞動改造。

    一直到“文革”結束，傅柏翠才等來歷史冤案解決的一天。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福建省委和閩西地委對閩西蘇區(qū)發(fā)生過的“肅清社會民主黨”事件做了調查，認定此為一起重大的歷史冤案，應予以徹底平反昭雪，并對1955年“民主革命補課”錯劃成分的問題進行了糾正，傅柏翠的名譽得以恢復。

1986年，傅柏翠以90歲高齡重新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93年，傅柏翠在福州去世。

本文為“新歷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數(shù)字雜志——《我們的歷史》總第12期內(nèi)容。

感謝“新歷史合作社”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