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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周作人 自1960—1966年辭世前，周作人給未曾謀面的香港朋友鮑耀明寫了402封信，它們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觀點、情趣以及社會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鮑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對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關重要。這里不擬全面論述《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的豐富內容，只談談其中有關魯迅的話題。 魯迅崇拜之爭 1962年5月8日，鮑耀明給周作人寄上了林語堂3月3日在香港發表的《追悼胡適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錄，有云： “文章的風格和人品的風格是脫不了的。關于文章，適之先生是七分學者，三分文人，魯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學者。在人格上，適之是淡泊名利的一個人，有孔子最可愛的‘溫溫無所試’，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風格。適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魯迅卻非做得給青年崇拜不可”等語，似乎說得過火些，先生以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復信中，做了這樣的回答： 承示林語堂文，想系見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殺的人，所云學者成分多，亦是實話，至說魯迅文人成分多，又說非給青年崇拜不可，雖似不敬卻也是實在的。蓋說話捧人未免過火，若冷眼看人家缺點，往往談言微中。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的臺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那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界的權威的紙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于獻丑，實在是大不容易事。 拋開胡適不談，周作人評魯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魯迅雜文的一貫風格——尖銳潑辣。當時敢于如此談論魯迅者，實在不多見。雖系私信，亦屬難得。即使在今天，它們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這里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關于魯迅本人的問題，即“文人成分多……非給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魯迅崇拜問題，即“現在人人捧魯迅”；三是上海魯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還是“諷刺”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密不可分，也幾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對魯迅的全部怨恨。 說魯迅“文人成分多”一點不錯，因為魯迅雖然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型作家，也寫有《中國小說史略》那樣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但他畢竟是一位作家和詩人，即所謂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給青年崇拜”嗎？顯然不是，沒有這樣的邏輯。周作人也是文人，我們似乎并未覺得他“非給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語堂的話，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的心聲。20世紀30年代，他一再攻擊魯迅熱衷于“接受崇拜”，熱衷于當左翼文壇首領，并諷刺他“挑著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這里的攻擊，可以說正是重復了當年的那些老話。回頭再看他對魯迅塑像的批評，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當周作人寫信時，魯迅塑像在全國僅上海一家，“別無分店”。這是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所樹，怎能說是對魯迅的“個人崇拜”？又怎能說是對魯迅的“諷刺”？周作人對魯迅塑像這么反感，對人民崇敬、熱愛魯迅這么反感，就是因為他沒有認識到魯迅對中華民族（包括中國文學）的真價值。 “青年必讀書”之爭 在談到“青年必讀書”問題時，周作人對鮑耀明說：
“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這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了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收入《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