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鑿鑿，態度十分鮮明。魯迅所以要“拗一調”，不像其他人那樣開列一大串書目，正是因為他不希望當時的青年們沉溺在書目中，鉆進研究室，做成書呆子，而忘記了國家的積弱、民族的災難、人民的痛苦。魯迅的這種態度是一貫的，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書齋，去革新、革命，沖決舊的網羅，創建新的中國，也就是“附注”所說的“行”大于“言”。魯迅的這一態度光明磊落，無可指責。而且可以說，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說服力和警醒力。這才是魯迅風格，這才是魯迅精神——他始終認為救國比念書更當緊、更重要。何況，他要大家多讀那些關心現實的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那些消弭斗志、讓人遠離現實的中國書呢！至于他開給友人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的那份書單，是因為許世瑛在大學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會青年或一般的中學生不太一樣，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讀書”答卷又談到了關于“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論爭。他說：

那時反對的方面記得有李大釗，而他（指魯迅）并不參加。后來說他曾反對胡適等有功，與李大釗并重，這也是追加的神話罷了。陸放翁說：“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實上，魯迅確乎未像李大釗那樣，寫文章批評過胡適“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的主張。后來有些新文學史說他在此論爭中功績“與李大釗并重”，這顯然不對。周作人稱之為“追加的神話”是對的。因為這種“追加的神話”不實事求是，甚至歪曲歷史。其實，這對魯迅也是幫倒忙，即使魯迅未寫文章批評胡適的這一主張，他就不偉大了嗎？何況歷史也清楚地表明：魯迅一直不贊成胡適的這一主張，也一直支持李大釗的批評意見。不承認或有意忽略這一點，也是不應該的。周作人反對“追加的神話”雖好，但有意隱瞞歷史的真相就不對了。很遺憾，周作人雖然提供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等幾本有價值、難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現代思想史、文學史的具體問題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顆平常心，他對魯迅的積怨便要力透紙背了——當然，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為周作人之處。

許廣平及其《魯迅回憶錄》之爭

在與鮑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錯得不能再錯的是他對魯迅遺孀許廣平女士的攻擊。周作人一直反對魯迅與許廣平結合，而且一再說魯迅拋棄前妻朱安，喜新厭舊，討許廣平作“妾”。在予鮑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彈許廣平乃魯迅“妾”的老調。談到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時，他寫道：

她系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信，不曾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對于某女士（許廣平）常有不敬之辭……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說是難怪也。來書（鮑耀明信）評為婦人之見，可以說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

這就借贊許不明真相的鮑耀明之機，重復了對魯迅、許廣平婚姻生活的無端攻擊。

許廣平的《回憶錄》中，有很多真實、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也大致寫出了魯迅晚年的思想、事業及音容笑貌，這是必須肯定的。《回憶錄》中有關“二周失和”的章節，較忠實地追憶了魯迅對此事的一貫態度和觀點，也較忠實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許廣平的敘述語氣較尖銳、氣憤，也是和“潑婦罵街”（鮑耀明語）不可同日而語的。

應該指出的是，鮑耀明對《回憶錄》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個人的意見，也參考了港臺某些學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轉述了一篇發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許廣平與〈魯迅回憶錄〉》。文章對許廣平及其《回憶錄》正是徹底否定的。對于一個學術問題，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爭論下去的，但態度卻必須是客觀冷靜、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則很難得出科學結論。

    《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中還收錄了一些周作人日記，甚有參考價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記：

下午偶閱許氏所作回想錄第四章，記魯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語云，請以后不要進后邊院子里來，關于此事，雅不欲談，乃許氏自愿一再發表，由此一語，略可推測全事矣，妾婦淺見，亦可哀也。昔記回想，但以不辯解為辭，今知亦可不必耳。

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對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態，顯然，他仍然堅持許壽裳、章川島等人早已駁斥的“魯迅窺羽太信子之浴說”。其實，即使他當年聽信妻子的讒言，四十多年后怎么還會這樣將錯就錯呢？尤為讓人吃驚的是，他再次罵許女士為“妾婦”，簡直是咬牙切齒，真不知他一貫倡導的“嘉孺子而哀婦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