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超記不清自己寫了多少歌頌海軍、抒發胸臆的詩歌,只知道海風吹硬了自己的性格,海浪把自己的人生信念摔打得更加堅定。　

領導發現了馬國超的才華,把他調到海測大隊政治處當文化干事。他組織干部戰士繪畫、唱歌、賽球、舉辦文藝匯演,把部隊生活搞得熱火朝天。　

性格開朗的馬國超也有感到郁悶的時候。他沒有想到自己這個“干事”一當就當了17年,“這個記錄恐怕在全軍都少見”。在“進步”這個問題上,作為民族英雄馬本齋的兒子,他相信要依靠真才實學,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而不是靠托關系找門子。曾經有人勸他去拜訪一下當年他父親的領導和戰友,因為這些人大多數是國家和軍隊的領導干部,但馬國超沒有這樣去做。后來,軍隊實行干部年輕化,知識化時,具有大學本科文憑、年紀又輕的馬國超被提拔為海軍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長,一年以后被提升為部長。他積極組織部隊和地方開展“艦、市掛鉤,軍民共建”活動,要求用祖國城市的名字命名的艦艇與這些城市加強聯系,“互相學習,互相支持,互相慰問,互相鼓舞”。這項活動在軍隊和地方形成很大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不久,他又被調到海軍政治部秘書長的職位上。他感覺到黨和軍隊對自己的信任,因此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地為部隊辦實事,做好事。　

1995年,馬國超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隨后被任命為海軍航空兵副政委(正軍職)。1997年,他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做群眾工作,并不在于我說話有多重的分量,而在于地方政府、人民群眾對民族英雄、對革命先烈的懷念和敬仰,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和信賴,因為英雄與先烈都是黨教育和培養起來的戰士。　

馬國超給我講了兩個真實的故事。“海南三亞市有一個回民鎮,住的全部是回民。這個鎮和我們部隊的機場相鄰。我們的機場很大,有很多空地,這是機場的需要。但是老百姓不了解,在機場的這些空地里種上了蔬菜和莊稼,對飛機的正常起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論部隊怎么做工作,這個問題總也解決不了。最后地方政府出面,也難以解決。于是,這個矛盾就成了個老大難問題。　

“問題反映到總政群工部的領導那里,領導經過考慮,決定讓我去解決。我飛到三亞,剛剛住進機場的招待所,就聽說回民鎮的老百姓騎著摩托車趕來了,邀請我:‘到鎮上看看去!’我坐他們的摩托車來到鎮上,好多回族群眾夾道歡迎我。參觀完清真寺,我言歸正傳地對他們說:‘咱們回族老百姓一向是通情達理的,也十分仗義。當年,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支援解放軍,多少回族兄弟無私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啊……’‘機場閑置一些空地,那是國防的需要。咱們回回和部隊爭地多不合適啊,傳出去,對咱的影響很不好……’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老鄉們就喊開了,說:‘馬將軍,請您放心,我們馬上把莊稼收了,把地退了。從此以后,我們再也不到機場種地了!’”　

馬國超說:“還有一次,有個地方的群眾和我們的海軍戰士發生了糾紛,地方群眾不依不饒。問題反映到北京,組織上讓我出面解決,我就去了。到部隊以后,聽說當地公安局來人打聽‘北京來了一個什么人?’部隊的同志就如實相告。他們一聽都愣住了,說為了調解這么一件事情,北京不但派來一個將軍,而且這個將軍還是民族英雄馬本齋的后代,急忙表示:‘這個問題不用麻煩馬將軍了,由我們去做群眾的工作!’最后,這個糾紛非常圓滿地化解了。”　

    在講這兩個故事的時候,馬國超的表情深沉而凝重,仿佛不是在講述自己所經歷的兩件事情。他意味深長地說:“做群眾工作,并不是我說話的分量有多重,也并不是我個人的影響有多大。像這樣的矛盾和糾紛之所以能夠圓滿地解決,在于老百姓對我們黨的民族英雄,對老一代革命戰士的懷念和敬重。”　

馬國超還講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在新疆烏魯木齊街頭,幾位同行的政協委員被新疆人戴的小花帽吸引住了,便與一位擺攤兒的老板砍價。但怎么砍,老板就是不讓價。這時,一位委員忽然指著馬國超問老板:“您知道他是誰嗎?”老板說:“你們都是從內地來的,誰知道是誰?”那位委員接著問:“那您知道回民支隊嗎?”老板認真地說“知道。”“他就是馬本齋的兒子!”這位政協委員剛一說完,那個老板驚訝得“啊”了一聲,立刻熱情地說:“你們別買了,我給你們每人送一頂!”幾位政協委員一聽,哪能白要啊,也不好意思買了,急忙回頭往車上走。不料那位老板手里拿著好幾頂帽子,一路小跑著追到汽車上,非要給每人送一頂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