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的腐敗問題也有所認識。他在與高級官員、高級將領的談話中，多次提到政府中、軍隊中的腐敗嚴重。1947年6月，他說：“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級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已和軍閥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②同時，他指出，軍官的貪污、虛報兵員和偷吃軍餉造成了“現在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③。逃到臺灣之后，蔣介石在對高級官員的講話中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后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象。”這支軍隊已經失掉了靈魂，沒有戰斗力和紀律，并由那般無能、狹隘的軍官來指揮。結果，“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④

在蘇聯生活了十多年的蔣經國對國民黨腐敗問題認識得比蔣介石更清楚。“蔣經國記得，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黨的腐敗和政府官員的墮落。……他在1949年底承認，政府和軍隊對失敗都負有責任。國民黨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經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提到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時，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糟糕領導和管理腐敗，特別是漠視民眾的改革要求。”

上述觀點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1949年前后，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腐敗問題由來已久。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勝利接收”就鑄成了大錯。抗戰苦熬八年，勝利來得突然，國民黨官員面對勝利，想到的首先是個人的利益。在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操縱下，“接收”變成了“劫收”，使人民從“想中央，盼中央”，變成了“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喪失民心的起點。很多人對當時的情況作過描述。當時的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事后回憶道：“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于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于敲詐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紛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事后回憶時說，當時上海接收敵偽財產時的場景相當混亂。被接受的不僅僅是敵產，中國人的私人財產也被接收大員趁機占為己有。“海軍查封了上海的一個倉庫，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貨物均屬敵產，盡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屬于中國人私有的。在這些人得以申請發還他們的財產前，海軍已經將其啟封，并在黑市上拋售取利了，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敵產還是私產。”上海人民對這種情況非常氣憤，他們給國民黨接收大員取了綽號--“重慶人”。“這是仿照人類學術語‘北京人’給他們的貶稱。他們說‘重慶人’只對‘五子’感興趣，即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汽車)和館子(高級飯館)。”② 從這種描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對派來接收敵產的行政人員的行為是多么不滿。總之，正是由于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很快失去威望。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有，各地幾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國民黨官員把“接收”變成“劫收”的同時，它也“劫”掉了民心。蔣介石在“下野”后，曾經對大將宋希濂說：“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斗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③ 蔣介石的這段話說明了抗戰后“接收”的失誤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戰后“接收”只是國民黨威信下降的開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國民黨的威信已經是急劇下降，不可收拾。先來看軍隊中的情況。由于軍官腐敗，克扣軍餉，國民黨士兵生活極為凄慘。“將軍們經常要給部隊發餉，但物價猛漲，他們又貪污，所以錢很少直接發給士兵，而是進了將軍們自己的腰包。他們又用這些錢囤積商品投機賺錢，這樣就進一步抬高了物價。”① 軍隊的軍需也發放不及時，經常是冬天發夏裝，夏天發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吳國楨這樣回憶道：“我(吳國楨)經常到上海碼頭去。那時我們的部隊都集中在東北，我看到一箱箱運往東北給部隊發餉的中央銀行鈔票。但一兩周后，當我再到碼頭時，同樣的箱子又從東北運回來了，顯然指揮官們并未給部隊發餉，而是將其運回以購買商品進行囤積，此后將其在黑市拋出，獲得巨利，只用所賺的一部分給部隊發餉。我將這一情況報告給蔣介石，但他未作任何處理。

“再就是有所謂的‘紙上兵’。一個師本應有一萬人，中央政府按這數字付餉給指揮官，但實際人數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將多余的錢裝進了腰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