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共產黨將要過長江時，他(湯恩伯)是京滬警備總司令。他來見我說：‘士兵的薪餉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須設法改善他們的狀況，否則他們很難保衛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費用。甚至在最后關頭，上海商界人士對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議下，他們捐出了一筆令湯將軍滿意的款項。但我告訴湯將軍，我不會用現金給他的部隊發餉，只會發給他們食品與燃料配給證。我還堅持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對士兵正式點名。湯將軍同意了，證發了，士兵清點了，一旅接著一旅，一切進行順利，至少我認為如此。

“然而幾天以后，我恰巧到一個廟里參加一個追悼會。儀式之后，與我很熟悉的方丈請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對上海未來的悲觀。我問他為何如此。他回答說：‘市長，你怎么這樣有信心？’我說：‘在市郊有大約30萬軍隊，到危急時刻他們會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圍沒人，便悄聲說：‘市長，情況并非如此。你知道我們這是個很大的寺廟，有300多名和尚。當你的檢查組來點士兵人頭時，我們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軍服。這個地區點名時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們的和尚。如果這里可能發生這種事，那么別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萬士兵在哪里呢？’”①

這是湯恩伯作為京滬警備總司令時做的一件事情。其實，這只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比如：“湯將軍告訴我(吳國楨)，他的部隊缺少汽油，所以我用從商家籌集的經費，為他買了必要數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長向我報告說，湯將軍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拋售汽油。”② 作為蔣介石最寵信的大將，竟然做出這種事情，整個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就不難想象是什么樣子了。

再來看行政機關的情況。1949年前后，國民黨行政機關內的腐敗也非常嚴重。官員們并沒有因為國家困難而收斂一些不良行為，反而變本加厲地貪污受賄，試圖通過聚斂財富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碼。因此，“有權的，一如既往，濫發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顧人民，只顧自己；有錢的，仍舊只懂得享受、投機、外逃”③。蔣介石在不少場合都發表過講話，要求屬下多考慮人民。但是由于體制不健全，上下都腐敗，他的話沒有人能聽進去，也不可能付諸實施。當官的能貪一點是一點，不貪反倒不正常。楊洪績回憶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的情況：“立法委員身在立法院，實際上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1948年端午節前一天，有幾個廣東籍的立法委員，忽然心血來潮，想回廣州去過節，早晨在立法院辦公廳告訴秘書張肇元，叫他準備5張飛機票，下午就要起飛，最遲也要坐上當天晚上的夜航班機。那時因戰爭運輸緊張，張肇源親自出馬，硬纏住空軍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軍用飛機(那時客機票已賣至兩個月以后)。那架飛機晚上才能由漢口回來，因此說好第二天早上起飛。但是，那幾位委員說：‘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過，而是明早過，你叫我們明早才走，這不是明明在開我們幾個人的玩笑么？’ 就這樣，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張公館，由辯論而爭吵，由爭吵而大罵，由大罵而動武。④“當時，立法院的經濟及資源委員會有42名工作人員，其中有17位女性。他們不是這個部長或次長的姨太太，就是那個院長或委員的兒媳婦。翻開人事底冊一看，一個比一個的后臺硬。說到工作能力，則還有好幾個不識字的，但同樣是科員、辦事員，干拿薪水。像婁桐孫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個。但是蔣介石、李宗仁、孫科、童冠賢……都尊重這個大委員，誰能奈何她呢？至于說到那些男職員，那就更復雜了。一個秘書就是前邊提到的陶善堅，另外兩個秘書及三個科長，都是清一色的由山東、蘇北一帶跑下來的縣長、專員之類。一般職員，除原立法院的舊人外，都是委員們介紹來的各地各派黨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這一類人。”①

這還是在國民黨中央發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遠，腐敗情形更為嚴重。“在四川渠縣，人們對地方法院、稅捐稽征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怨聲載道，痛恨至極。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標準的‘黑漆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里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門’，不走后門的人永遠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百姓進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傾家蕩產。至于稅捐處，上上下下，把持稅收，握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據萬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處催收，決不交納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更是一個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做了三年多會計，便可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200多兩的富翁。他們從中運用，縣級公教人員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時才能領到。田賦糧食管理處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營。”②

    腐敗如此嚴重，可謂觸目驚心。進一步追問下去，為什么國民黨統治集團會如此的腐敗？事實上，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下，腐敗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受監督的特權，社會中就會存在腐敗。這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1949年前后，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權內的獨裁有加強的趨勢。“中國的領導權僅僅由一個人也就是蔣介石把持著，他唯一的弱點就是嗜權，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全和擴大權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壓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圍只用些愿意充當工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考慮軍政領導崗位的人選時，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誠”，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種意見認為，他(蔣介石)本人從不腐敗，但在中國人中幾乎公開認為，他對下屬的腐敗是樂意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變得腐敗了，那么對他就更加唯命是從了。”③ 可見，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對國民黨的腐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國民黨政權顯然無能為力。因此，腐敗就如國民黨政權內的一個“毒瘤”，越長越大，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