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白回憶：“在正月十幾，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鄭陶齋。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所找到的人，還有一個陳廷威，陳廷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這時適在賦閑，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興中會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冊，頁29）陳少白稍后又說：“陳廷威幼習水師，甲午前曾充某軍艦大副，卸職閑居。甲午年在滬，由鄭官應介紹結識孫先生。乙未年，應召到香港，使入廣東內地，聯絡綠林。”（《興中會革命史別錄》，《辛亥革命》第一冊，頁77）

鄭觀應推薦了曾任“廣乙”軍艦槍炮大副的陳廷威，由陳少白把他帶回廣州。此時找來個“槍炮大副”，不會是為了開農學會；后來廣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兩個海軍軍官參與。顯然，鄭觀應對廣州舉事的內情一清二楚。陳廷威跟鄭觀應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戰爭剛開始，鄭觀應向盛宣懷推薦陳廷威；8月12日，陳廷威向盛宣懷遞交了一封求職信（《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甲午中日戰爭》，頁141）。8月14日，鄭再發一信，詢問“大副陳廷威，能用否”（《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輪船招商局》，頁553）過了三天，鄭又催促：“月初有‘廣乙’前大副陳廷威頗有膽略，極愿投效，已有稟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鑒否。其人如何，詢李云龍便知詳細矣。”（同上，頁555）鄭觀應反復推薦，盛宣懷卻沒有回音，恐怕是通過李云龍了解到陳廷威人品極差。果不其然，廣州起義失敗，陳廷威成為第一個叛徒，受清廷委派負責“跟蹤緝辦”孫中山（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圖版“墨領密件”）。1898年戊戌政變后，陳廷威到北京找軍機大臣廖壽恒，自告奮勇要到日本緝捕康有為、孫文（謝俊美《營救維新志士的軍機大臣》一文所引廖壽恒日記）。

1894年初，孫中山計劃上書李鴻章。陳少白回憶：“孫先生到了上海，找著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托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系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里一見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冊，頁29）

陳少白的說法，有掩蓋，也有“泄密”。孫中山到上海，不是“找著”鄭觀應，“碰到”王韜，這一切看起來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韜曾上書太平天國，為此逃亡香港多年，鄭觀應偏要找一個有反清經歷的人來見孫中山，雙方又“一見如故”，豈非早有默契？

《上李傅相書》“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二十字綱領，借鑒自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篇長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鴻章的支持，申請“游歷泰西各國護照”，回國后組織農學會，招集農民墾荒。具體的項目，包括用新技術種桑養蠶、對土產罌粟進行深加工等。隱藏在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開發農業為名，向海外華僑集資，組織興中會的海外分會，為日后舉事儲備資金和人才?？上Т舜伪鄙?，碰到中日沖突釀成甲午之戰，李鴻章無暇接見。孫中山等待無果，只好回滬，最終憑借鄭觀應為他在江海關弄到的一張護照（《興中會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鄭觀應絕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戰爭初起時，鄭觀應投筆從戎，入欽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軍營務處；6月11日，鄭觀應潛往法占西貢刺探敵情，再轉往暹羅面見國王，希圖說動暹羅與中國夾攻法軍（見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鄭觀應此行雖未能達成“合縱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為人“好奇計”，對軍事冒險活動極有興趣。

1895年2月初，當看出日軍有向北京進軍的趨勢時，鄭觀應寄密函給信盛宣懷，請盛氏“回籍仿西法創辦民團，以保護蘇松沿海一帶地方”（《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頁396）此說在當日可謂驚世駭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徹底擊敗時，在江南地區另舉義兵，帶有將南方從滿清獨立出來的意味。

陸皓東是牽線人

孫中山和鄭觀應之間的密切關系是何時建立起來的？學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學醫時期，但都未能還原具體的場景。夏東元、易惠莉從事鄭觀應研究數十年，成果豐碩，已將球帶到門前，尚欠最后一腳，至為可惜。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自述：“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為少年中國黨（按即興中會）。其黨有見于中國之政體不合于時勢之所趨，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0；括號中“按即興中會”5字，為1912年中文版譯者甘永龍所加，事后未見孫中山對此譯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來學界對Young China Party的譯法迭有爭議。鄒魯據此認為興中會于1892年在澳門成立；馮自由及其他學者則竭力加以否認?！秾O中山全集》編者據多數學者認為興中會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見，斷定譯為“興中會”不妥當（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0頁下注）。筆者以為，《倫敦被難記》還記述了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時香港興中會已經成立，足可證明“Young China Party”為興中會早期英文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