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的重要書信，都收錄在《盛世危言后編》中，后來他自己曾反復加以刪改。刊印該書的翰華閣書店老板馮廷襄1912年稱：“……此前已修改過三次，現因辛亥后形勢變化，還須再改。”（《鄭觀應年譜長編》，“編輯說明”）夏東元采訪過鄭觀應三子鄭潤燊后，在采訪札記中也稱：“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馀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別后有書信來往，但不多。說其父對孫中山有過資助，孫中山還留下借條。這些書信和借條，早就被其父燒毀了。”（《鄭觀應年譜長編》，頁384）恰恰是這些物證的被毀以及《盛世危言》的刪改，使得事情愈發撲朔迷離，難獲真解。

改良與革命，或許只有一紙只隔

綜上所述，筆者推導的結論或許令人驚訝：鄭觀應才是興中會的創始人；興中會在澳門創立，并將總部設在上海；但鄭觀應本人在1895年選擇退出；孫中山1893年在澳門加入了興中會，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后被上海總部召回準備舉事，在鄭觀應退出后接過這面旗幟，走上激進革命之路。改良與革命之間并無鴻溝，或許只是一紙之隔。

（感謝廣東行政學院張求會教授是正文字、核對史料，但錯誤之責歸我自負）